天榜画卷流转，万朝目光聚焦于公元前141年的长安未央宫。
十六岁的太子刘彻在汉景帝驾崩后践祚，一位将深刻塑造华夏疆域与文明性格的帝王登上了历史舞台。
然而，这位少年天子所承接的，并非一个可以肆意挥洒的强盛帝国。
尽管“文景之治”积累了巨大的社会财富，使得“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但王朝内部，诸侯王拥兵自重、尾大不掉的隐患日益凸显；外部则面临“匈奴岁入边，杀略人民甚众”的持续威胁，尤其是云中、辽东等地，烽火频传，和亲政策并未换来长久和平，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匈奴的气焰。
即位之初的汉武帝，虽深居宫禁，却已敏锐地洞察到这盛世表象下的危机，其胸中蕴藏的“积极进取”之气魄，注定将打破汉初以来“无为而治”的政治基调。
登基次年，他毅然启用“建元”年号，开启了中国帝王以年号纪元的传统，这看似简单的纪年变更，实则是其意图全面革新、独掌乾纲的首次明确宣示。
建元元年（前140年），一场以尊崇儒术为旗帜的思想与文化革新运动勃然兴起。
汉武帝下诏举荐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渴望吸纳新的政治力量。
在这次对策中，广川儒生董仲舒的三篇宏文深深打动了年轻的皇帝。
董仲舒系统地提出了“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的理论，并最终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此即后世所概括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汉武帝欣然采纳，并任命好儒的窦婴为丞相、田蚡为太尉，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
他们积极筹划设立明堂以朝诸侯，并试图用儒家礼仪规范朝廷活动。
然而，这场由上而下的文化变革，触动了以窦太后为首的崇尚黄老学说的保守势力集团的利益。
建元二年（前139年），赵绾奏请皇帝不必向窦太后奏事，意图剥夺其干政权力，引发窦太后震怒。
她暗中搜集赵绾、王臧的过失，严厉责问武帝。
迫于祖母的巨大压力，汉武帝不得不暂时退让，废止了诸多新政，窦婴、田蚡被免职，赵绾、王臧更是下狱自杀。
这场早期的政治挫败，无疑给雄心勃勃的汉武帝上了深刻的一课，使其意识到权力斗争的复杂与残酷。
在思想领域遭遇暂时挫折的同时，汉武帝并未放松对潜在人才的搜罗与培养。
他延续了父亲景帝平定“七国之乱”后削弱诸侯的政策，并进一步寻求从制度上根本解决王国问题。
也正是在建元年间，他注意到了郎官中一位名叫主父偃的齐人，其日后提出的“推恩”之策已在酝酿之中。
与此同时，汉武帝格外留意军事与外交人才的选拔。
他听闻匈奴的威胁，便有心筹划反击，于是秘密派遣勇士，试图联络被匈奴击败而西迁的大月氏，意图构筑夹击匈奴的联盟。
汉中城固人张骞，以其坚定的意志与过人的胆识，应募成功。
建元二年（前139年），张骞率领一支百余人的使团，从长安出发，踏上西行之路。
此行前途未卜，充满艰险，却标志着汉代乃至中国历史上一个空前主动探索外部世界的时代序幕的开启。
不幸的是，张骞一行在穿越匈奴控制的河西走廊时被俘，此后被扣押长达十年之久。
尽管使命受挫，但张骞的“凿空”之旅，其意义将在未来岁月中逐渐显现。
建元六年（前135年），太皇太后窦氏驾崩，这意味着汉武帝亲政道路上最大的障碍被移除。
他迅速调整了朝廷中枢，任命田蚡为丞相，并开始全面清算窦氏势力，大量依附于窦太后的官员被罢黜。
他更加坚决地推行尊儒政策，将不治儒家五经的博士官一律罢黜，排斥黄老、刑名等百家之言于官学之外，同时优礼延揽儒生数百人，授予官职，特别是任命治《春秋》的公孙弘为博士，其平民出身而位列卿相的经历，极大地激励了天下士人。
更为重要的是，他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在长安设立太学，置五经博士弟子，教授儒家经典，并从中选拔官吏，这标志着中国古代官方高等教育制度的正式确立，也为寒门子弟开辟了一条相对公平的入仕途径。
在地方，他命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初步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儒学教育体系。这一系列举措，使得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主流，并深刻影响了此后两千余年中国社会的政治结构与文化伦理。
在军事与对外政策上，亲政后的汉武帝也开始展现其强硬姿态。
建元六年（前135年），闽越王郢发兵进攻南越，南越向汉朝求救。
汉武帝立即命大行王恢和大农令韩安国分别率军出会稽、豫章，讨伐闽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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