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3月18日，《埃维昂协议》的签署标志着战争的结束。
当协议以90%的支持率在公投中通过时，戴高乐在爱丽舍宫的花园里独自散步良久。
他后来对文化部长马尔罗坦言。
有时候，最正确的决定恰恰最令人心痛。
在国际舞台上，戴高乐全力推行民族独立政策。
1966年他宣布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要求盟军总部撤离法国。
在美国国务卿怒斥忘恩负义时，他淡然回应：国家没有朋友，只有利益。
与苏联和东方阵营的缓和政策同步推进。
1966年访问莫斯科时，他在红场上用俄语高呼苏联人民万岁，这一幕让西方观察家目瞪口呆。
与此同时，他率先与中国建交，承认新中国政权的合法性。
核打击力量成为独立防务的象征。1960年2月在撒哈拉沙漠试爆的第一颗原子弹，使法国跻身核俱乐部。
他对此解释：没有核武器的国家，不配称为大国。
欧洲建设是他的另一大战略重点。
虽然两次否决英国加入欧共体，但他与阿登纳的和解促成了法德轴心。
1963年在兰斯大教堂的弥撒上，两位领导人并肩跪祷的画面，成为欧洲和解的永恒象征。
戴高乐时代的社会变革同样深远。
1963年建立的区域发展规划总署开启了领土整治，推动产业向地方分散。
1965年的选举制度改革确立了总统直选，进一步强化了行政权。
文化领域成为展示法国荣耀的舞台。
安德烈·马尔罗主导的文化民主化让艺术走向大众，巴黎各历史建筑开始全面清洗翻新。
当卢浮宫外墙的积垢被清除，露出原本的米白色石材时，仿佛象征着整个民族的精神焕新。
1965年的总统选举首轮投票失利给戴高乐敲响警钟。
虽然第二轮成功连任，但电视辩论中密特朗的出色表现预示着什么。
1967年议会选举的险胜更表明，社会正在期待新的变革。
1968年5月，从农泰尔学院蔓延的学生运动很快演变成全国性危机。
街头筑起的街垒、拉丁区的熊熊烈火，以及千万工人的总罢工，让法国陷入瘫痪。
戴高乐起初对此困惑不解，将学生抗议斥为幼稚病。
5月29日的经历成为转折点。
当总统突然失踪数小时，连总理都不知其去向时，谣言四起。
实际上他飞往巴登-巴登会见了驻德法军司令马絮，确认军队的忠诚。
次日他重返巴黎，以强硬的广播演说扭转了局势。
六月的大选中，戴高乐派获得压倒性胜利，但这胜利暗藏危机。
当他提出将参议院改革与社会区域化挂钩的公投方案时，连最亲密的助手都表示怀疑。
1969年4月27日，公投以52.4%的反对票失利。
当晚，戴高乐在科隆贝的书房里写下简短的公告：我停止行使共和国总统职务。此决定自今日中午生效。
没有告别演说，没有权力交接仪式，就像他常说的：政治就是行动，而不是告别。
在返回科隆贝的途中，车队特意绕行凡尔登战场。
戴高乐对身边的副官说：1916年在这里倒下的士兵们，他们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现在，轮到其他人了。
夕阳映照着战场上的白色十字架，也映照着这位老人离去的身影。
一年后，当他在书房猝然长逝的消息传出，自发聚集在凯旋门下的巴黎民众，在黑暗中齐声唱起了《马赛曲》。
这悲壮的歌声，为一个时代画上了句号，也为法兰西留下了一个永恒的设问：当非凡人物退出历史舞台后，共和国将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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