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科曼电子的合资谈判，进入了实质性的条款拉锯战。德方团队展现出日耳曼式的严谨与对细节的执着。他们对华声提供的AIA核心算法模块划分、知识产权归属清单提出了长达数十页的质询，从算法原理的可解释性，到训练数据的来源与合规性，再到未来迭代开发中双方贡献的界定与权益分配，事无巨细。
谈判的核心分歧集中在两点：一是合资公司的技术决策机制。科曼希望建立一个由双方技术高管组成的“技术委员会”，重大技术路线决策需经委员会多数通过。华声则坚持，在涉及AIA核心算法架构和基础模型演进的方向性问题上，必须保留一票否决权。二是知识产权的“流转”规则。科曼要求，在合资公司为解决具体工程问题而开发出的、基于AIA的衍生技术，其知识产权应归属于合资公司，而非华声。华声则主张，任何基于AIA核心算法的实质性改进，其基础知识产权仍应归属华声，合资公司可享有排他性的使用权。
谈判桌上的交锋礼貌而激烈，翻译器高频运转，咖啡消耗量惊人。林烨指示赵栋和法务团队：核心算法的主导权是底线，必须守住；知识产权的归属可以有一定弹性，但必须确保华声对技术根基的掌控和未来的分享收益。这是一场商业利益与技术主权之间的精密平衡。
与此同时，“泛娱乐组”与那家游戏公司的合作遇到了技术深水区。为了让动态听觉系统在更广泛的玩家硬件上流畅运行，团队不得不对模型进行更极致的压缩和优化，这不可避免地带来了音效细节的损失和算法响应延迟的轻微增加。游戏公司的反馈开始出现分化：核心玩家群体在体验过早期惊艳demo后，对“缩水”版本表示失望；而项目管理层则更关注系统稳定性和对低端硬件的兼容性，认为现有版本已是“可接受的平衡”。
方启维亲自介入，召集音频算法和嵌入式优化专家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攻关。目标不再是简单的压缩，而是设计一套“自适应复杂度”机制：系统根据实时监测到的玩家设备算力余量，动态调整音频处理的精度和算法复杂度，在高配设备上提供极致体验，在低配设备上保障基本功能流畅。这无疑增加了开发难度，但却是真正面向海量用户的产品化思维。
“智慧空间组”的商业模式探索，在一次与某高端连锁酒店集团的workshop中获得了突破。对方资深运营总监提出一个尖锐问题：“你们的技术能让大堂背景音乐根据人流量自动调节，这很酷。但对我而言，真正的价值是：能否在我们推广‘静谧午后’主题时，让特定区域的声景（如靠近书吧的位置）自动过滤掉儿童嬉闹声，只保留柔和的钢琴曲和翻书声？或者，在我们举办红酒品鉴会时，为活动区域创造一种能凸显品酒师讲解、同时弱化远处交通噪音的专属声场？”
这个问题，将AIA的价值从“环境声优化”提升到了“场景化体验定制”。智慧空间组豁然开朗，迅速调整方向，不再泛泛而谈“智能声景”，而是针对酒店、高端零售、品牌展厅等具体行业，设计一系列可快速部署的“声景主题包”和配套的简易控制工具（如iPad管理界面），让运营者可以根据不同的营销活动或客户需求，一键切换空间“声学主题”。商业模式也随之清晰：硬件（必要的小型化阵列设备）+ 软件授权（基础平台） + 场景主题包订阅（增值服务）。
硅谷办公室的协同问题，通过一次坦诚的越洋视频会议得到了缓解。林烨、方启维与陈哲及两位新研究员深入交流。林烨明确了硅谷办公室的定位：“不是上海总部的技术外包团队，也不是完全自由探索的研究院。你们是华声的‘技术雷达’和‘创新孵化器’。聚焦前沿探索，敢于失败，但探索的方向需要与我们的核心战略（声音智能）有强关联，并且定期评估其技术可行性与商业潜力。”同时，他批准了更灵活的远程协作工具和知识共享平台投入，并建立每月一次的“技术前沿分享会”机制，让硅谷和上海的团队能同步认知，激发碰撞。
就在各条战线在“发展部”艰苦探索、调整方向时，一个意想不到的“发展”降临到母亲李素珍身上。社区老年大学负责人在观摩了她的“阳台沙龙”后，正式邀请她成为园艺班的“特约助教”，每周带领一次实践活动，并支付少量津贴。母亲起初惶恐推辞，但在林烨和几位老友的鼓励下，最终忐忑答应。她开始认真备课，用林烨给她买的平板电脑查阅资料，做简单的笔记。她给林烨看她的“教案”时，眼里闪烁着紧张又兴奋的光芒：“我怕讲不好，误人子弟。”
林烨看着母亲工整却稚嫩的笔迹，心中暖流涌动：“妈，您讲的都是实实在在的经验，比书本上的更有用。放心讲。”
而父亲林振华，在提供了那批关于非平稳滤波的笔记后，似乎打开了某个闸门。他开始不定期地，通过那个“技术杂思”标签，发来一些零散的思考片段，有时是一道公式的另一种推导思路，有时是对某个经典声学问题的简短评论，甚至有一次，是一张手绘的、关于如何利用MEMS麦克风阵列微小差异来提升低频方向性估计的草图构想。依旧没有长篇大论，没有情感表达，但这种持续而稳定的“智力输出”，让林烨感到，父亲正以一种极其特殊的方式，重新“接入”到与他和华声相关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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