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会？我等得起吗？”阎埠贵低吼着，声音里带着哭腔，“我算计了一辈子，就想挣点面子，就想让家里人吃顿饱饭，怎么就这么难？”
没人回答他。院里的邻居都站在远处看着，眼神里有同情，有嘲讽，更多的却是漠然。
那天晚上，阎埠贵把自己关在屋里，翻出了那把用了几十年的算盘，噼里啪啦地打了起来。可打着打着，声音就乱了，最后变成了一阵接一阵的呜咽。三大妈在门外听着，悄悄抹了把眼泪——她知道，老伴这是彻底垮了。
没过多久，阎埠贵病倒了。躺在床上，他总是喃喃自语，说的都是些鸡毛蒜皮的算计：“那根针是我借出去的，还没还……”“阎解旷欠我的五分钱，得让他还……”“上次去看电影，三大妈多吃了我半颗瓜子……”
三个儿子来看过他一次，却因为谁该掏钱给他抓药吵了起来，最后不欢而散。阎埠贵躺在病床上，听着屋外的争吵声，忽然笑了，笑得眼泪都流了出来。
王建国去看他的时候，他已经说不出话了，只是睁着眼睛，看着屋顶。王建国把带来的红糖和鸡蛋放在桌上，没说什么，默默站了一会儿就走了。他知道，阎埠贵这一辈子，被“算计”两个字困住了，到最后什么都没得到，反而成了院里人茶余饭后的笑料。
阎埠贵去世那天，天阴沉沉的。三个儿子勉强凑钱给他办了葬礼，葬礼上冷冷清清，除了自家亲戚，院里没几个人去。倒是傻柱，偷偷塞给三大妈五块钱，叹着气说：“好歹邻居一场。”
出殡的时候，三大妈从阎埠贵的枕头底下翻出了一个小布包，打开一看，里面竟是一堆一分两分的硬币，还有几张皱巴巴的毛票，加起来也不到三块钱。旁边还压着一张纸，上面用歪歪扭扭的字写着：“给解成、解放、解旷分的家产……”后面的字被泪水晕开了，看不清。
三大妈抱着那个布包，坐在空荡荡的屋里，终于忍不住嚎啕大哭。
这场由十斤白面引发的闹剧，最终以阎埠贵的离世画上了句号。院里的人偶尔还会提起他，说他一辈子精于算计，却什么都没捞着，真是个笑话。可只有王建国知道，阎埠贵的悲剧，不仅仅是因为他的算计，更是因为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和他骨子里那份可怜的自私与虚荣。
秋风穿过四合院，卷起地上的落叶，仿佛还能听到那噼里啪啦的算盘声，只是这一次，再也没人会当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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