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寿节庆典的喧嚣渐渐散去，临安城恢复了往日秩序井然的繁华。
然而，市舶司衙门内，却是一片比节日期间更加忙碌的景象。
户部尚书沈该、新任提举两浙市舶司赵伯圭（宗室，以干练着称），以及一众精通律法、钱谷、海事的主事、令史，正围着一张巨大的长案，案上堆满了卷帙浩繁的文书、账册、海图以及各地市舶务呈报的条陈。
空气中弥漫着墨香、茶味以及一种紧张的专注。
他们正在做一件将深远影响帝国海上命脉的大事——修订并颁布一部全新的、系统性的《市舶条法》。
原有的市舶条例，多承袭北宋旧制，并加以增补，但历经数十年，早已不适应如今“市舶之利，岁入千万”的庞大贸易规模与复杂局面。
弊端日益凸显：税率不一，各地市舶司（广州、泉州、明州等）时有各自为政，导致商贾钻营取巧；征榷混乱，“抽解”（关税）、“博买”（官府优先购买）、“和买”（议价购买）比例模糊，官吏易上下其手；
走私猖獗，巨利诱惑下，铤而走险者众，铜钱、兵械、书籍、人口走私屡禁不止；
外商管理粗疏，“蕃坊”自治权过大，纠纷频发；
海寇隐患虽经清剿，然未绝根，需常备不懈；
对新兴的“舶商”（拥有海船的大商人）与“海商”（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缺乏有效规范和扶持。
赵构对此洞若观火。
在万寿节宴饮上，他与几位重臣闲谈时便明确指示：“市舶之利，国之血脉。然血脉畅通，需规矩方圆。
旧法弛废，新弊丛生，不可不革。着户部、刑部、市舶司，会同精通海事、律例之臣，速拟新法，务求详尽、公平、可行，既保护商利，充盈国课，亦防奸蠹，靖海疆。”
旨意一下，相关衙门立刻高速运转。
沈该、赵伯圭等人更是呕心沥血，参考历代市舶旧例，结合绍兴以来实际经验，并征询了泉州、广州等地资深市舶官吏、有信誉的舶商、蕃长（外商首领）的意见，历时数月，数易其稿，终于在万寿节后，拿出了这部厚达数百条的《绍兴市舶新条》草案。
此刻，他们正在做最后的审议。
赵伯圭指着草案总纲，向在座的同僚阐释核心精神：“诸位，此次修法，宗旨在于四字：‘便商’、‘理财’、‘防奸’、‘固本’。一切条款，皆围绕此四者展开。”
他逐一详解：
“其一，‘便商’。
简化手续，统一税率，明确权责。新法规定：凡出海商船，无论官、私、蕃、华，均需于出发港市舶司申领‘公凭’（出海许可证），载明船主、货主、船只、水手、货物、目的地等详实信息。
‘公凭’式样全国统一，各地互认。
抵港后，须先至市舶司‘呈样’（申报货物、抽解）。
税率定为‘十抽其一’为常例（即10%关税），贵重香料、珠宝等，可酌加至‘十抽其二’。
‘博买’比例，定为不超三成，且按时价给付现钱或新‘会子’，不得强买、压价。
如此，商贾有章可循，胥吏难以舞弊。”
“其二，‘理财’。
扩大征税范围，严密稽核。新法将‘船税’（吨税）、‘住税’（货物交易税）、‘力胜钱’（码头使用费）等杂税，并入‘抽解’，统征统管，避免重复征收、偷漏。
设立‘市舶审计院’，独立于市舶司，专司稽核账目、巡查仓库。
推行‘三联单’制度，货、单、税相符，方可放行。
严防‘走漏’（走私）。”
说到此处，他神色转为严肃：“其三，‘防奸’。
此乃重中之重。
新法明文列出‘禁榷’与‘管制’货物清单。
‘禁榷’者，如铜钱、铜器、铁器（尤其是可制兵器者）、硝石、硫磺、兵书、历法、涉及边防舆图等，绝对禁止出海，违者以资敌论处，船货没官，主犯斩，从犯流三千里！
‘管制’者，如粮食、茶叶、丝绸、瓷器大宗，需凭‘市舶司特许’，限量出口，以防国用匮乏。
同时，严查‘冒名’、‘夹带’。
鼓励举报，重赏告发走私者。”
“其四，‘固本’。
新法专设‘蕃商’、‘舶商’两章。
对蕃商，明确其权利义务：划定‘蕃坊’居住区，许其自治，但须遵我朝法度；设立‘蕃学’，教以汉字、官话；蕃商之间或与华商纠纷，由市舶司会同蕃长依我朝律裁决；蕃商合法财产受保护，不得侵夺。
对我朝舶商，则予以扶持：凡打造二千料（约120吨）以上海船者，给予三年‘船税’减免；开辟新航线、新贸易港者，予以褒奖及税收优惠；组建‘舶商互助会’，共担风险，共享信息，并可向市舶司低息借贷‘出洋本钱’。
此外，新法还要求各市舶司，需定期组织水师巡海，清剿海寇，保障航道安全；于重要港口，设立‘灯塔’、‘引航船’，绘制精确海图，供商船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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