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三点，苏念从梦中惊醒。
不是噩梦，没有画面，只有一种感觉——窒息。像有人用枕头死死捂住她的口鼻，她在挣扎中醒来，满头冷汗，心跳如鼓。
卧室的窗户开着，南法的夜风带着薰衣草浓郁的香气涌进来，却无法缓解她胸腔里那股沉甸甸的、几乎要压碎骨头的重量。她坐起来，打开床头灯，昏黄的光晕照亮了床边的地板。
那里摊开着陆延舟的日记。
不是原本，是姜暖留下的那本打印稿。四百七十二页，A4纸，密密麻麻的字迹，从三年前确诊那天开始，到临终前最后颤抖的笔画。她已经全部读完了。用了整整两天两夜，不眠不休，像在完成一场自我凌迟。
日记的前半部分是痛苦。生理的痛，心理的痛，一个骄傲的男人如何被疾病一寸寸摧毁，如何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身体腐烂，如何在每个疼痛的夜晚咬破嘴唇，却不敢喊出声——怕吵醒隔壁病房的苏忘。
中间部分是忏悔。一页页，一行行，写满了他十年婚姻里的冷漠、忽视、残忍。他记起苏念怀孕时孕吐严重，他却因为一个并购案连续一周没回家。他记起她父亲病重时跪在陆家老宅外求他借钱，他让秘书扔给她一张支票，说了句“别再来”。他记起她离开那晚，拖着行李箱站在客厅，最后一次问他：“陆延舟，你有没有哪怕一瞬间，爱过我？”而他当时怎么回答的？
日记里写着：“我说，‘现在讨论这个没有意义’。其实我想说的是‘有’，但骄傲堵住了我的喉咙。那是我这辈子说过最后悔的一句话。”
最后一百页，是爱。一个将死之人笨拙的、绝望的、几乎卑微的爱。他记录下每一次偷偷去看她的细节——在她花店对面的咖啡馆坐一下午，只为了看她给客人包花时专注的侧脸；在她公寓楼下等到深夜，只为了确认她房间的灯安全熄灭；在苏忘的幼儿园外隔着栅栏看孩子玩耍，拍下模糊的照片，在背面写“我的女儿真可爱”。
还有普罗旺斯。
日记的倒数第三十七页，贴着那张花田的照片。紫色的薰衣草海，红瓦白墙的房子，阳光正好。旁边是陆延舟的字迹：“今天终于签了购房合同。罗莎夫人问我为什么，我说我的妻子梦想在这里养老。她说那你呢？我说我可能等不到了。她哭了，说上帝不公平。我说很公平，这是我应得的。”
倒数第十五页，夹着一片干枯的银杏叶。日记写着：“今天在苏黎世大学散步，捡到这片叶子。它卷曲的形状，像你笑起来的眼睛。苏念，我想你了。这句话，我活着的时候不敢说，死了更没资格说。只能写在这里，希望有一天你能看见。”
最后一页，就是她早就看过的那段：“念念，如果爱有来生，我愿做你窗前的树，为你遮风挡雨，安静陪伴，绝不奢求。只求你路过的每一眼，能记得我曾如此爱你。”
苏念坐在床边，看着地板上摊开的日记，看着那些字，那些照片，那片银杏叶。两天前读到这里时，她哭得撕心裂肺，像要把五脏六腑都吐出来。但现在，她流不出眼泪了。
眼泪流干了。心也空了。
她站起来，赤脚走到窗前。窗外，普罗旺斯的夜空清澈如洗，星星密得像撒了一把碎钻。东南方向，那颗最亮的星还在老位置，固执地亮着。
她盯着那颗星，看了很久。
然后她轻声说：“陆延舟，我收到了。你所有的爱，所有的忏悔，所有的痛苦，我都收到了。”
风吹过，薰衣草田哗哗作响。
“但是，”她继续说，声音平静得可怕，“我受不起了。”
转身，她走到梳妆台前，拉开最下面的抽屉。里面有一个天鹅绒首饰盒，黑色，很小。打开，里面躺着一枚戒指——不是陆延舟最后还给她那枚婚戒，是她自己的那枚，当年婚礼上他亲手为她戴上的，后来她离开时摘下来，扔在了陆家客厅的地板上。
三年前，陆延舟找回了它，一直珍藏。她离开苏黎世前，他让陈默转交给她，说：“物归原主。”
她一直没扔。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没扔。像某种诅咒，某种联结，某种证明她曾经用尽全力爱过一个人的证据。
现在，她拿起那枚戒指，冰凉的铂金圈，内圈刻着他们名字的缩写和结婚日期。那么小的字，那么重的过往。
她握着戒指，走回床边，开始收拾行李。
动作很快，很利落。衣服，鞋子，苏忘的玩具和画具，必需的证件和药品。一个二十八寸的行李箱，一个随身背包，一个儿童行李箱。三个小时后，天蒙蒙亮时，所有东西都收拾好了。
她走到苏忘的房间。孩子还在熟睡，怀里抱着陆延舟送的那只兔子玩偶，小脸埋在枕头里，呼吸均匀。月光透过窗帘缝隙，在她脸上投下一道银白的光。
苏念坐在床边，轻轻抚摸女儿的头发。孩子嘟囔了一句梦话：“爸爸……星星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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