翌日，文华殿朝议
关于孔氏虐民案及孔府之事的正式廷议，在一种极为微妙的气氛中开始。
皇帝并未急于定调，只令通政使司、刑部、都察院将初步查证情形陈奏。
当孔广顺一家血泪控诉、兖州知府刘文盛反水首告的证词、以及罗网所提供的部分，孔府历年不法事证。
如强占民田、逼死人命、包揽词讼、奢靡逾制等一一呈现于朝堂时，百官哗然。
铁证如山，许多事情并非空穴来风，甚至在山东本地也时有风闻。
然而在喧哗过后，却是沉默低语。
许多官员尤其是出身科举的文臣，面色复杂，他们或许鄙夷孔府某些行径，但“衍圣公”三个字，早已超越具体某个人、某个家族，成为一种文化符号。
直接将其打翻在地，仿佛也打翻了他们心中，某些赖以自持的东西。
吏部右侍郎，同样出身山东孔氏的孔韶，面色苍白，出列颤声道：“陛下，孔府或有不成器子弟，行止有亏，然究系圣人血脉，教化所系。
恳请陛下念在至圣先师面上，从严惩处涉事恶徒，整顿门风，但…但请保全衍圣公爵位宗祠，以安天下士子之心。”
他这话代表了许多同情，或与孔府有千丝万缕联系官员的心声。
然而令人没想到的是，最先发难的居然是内阁次辅，户部尚书庞雨。
他出身江南，对北方这些盘根错节的士族，并无太多好感，且孔府兼并土地甚多，严重妨碍“摊丁入亩”等新政。
故而出列道：“陛下，臣以为，法度之设，贵在一视同仁，孔府所为，已非寻常乡绅劣迹，而是恃势凌法，侵蚀国本。
若因其特殊便可法外施恩，则国法威严何在？新政威信何存？请陛下圣裁。”
一时间，南方官员支持严办的声音，在殿上隐隐回荡，让一些北方官员选择缄默。
可真要严办时，谁都知道这事棘手，谁都不愿轻易沾手。
这时，吏部左侍郎颜胤绍，立刻持笏出列，带着明显的不赞同：“庞阁部此言，恐有失偏颇！国法固然至公，然治国亦需权变。
衍圣公府，岂止一姓之荣辱？实乃天下文教之象征，士林精神之所系！其族人或有作奸犯科者，依法严惩便是，何至于动辄废黜其爵，动摇天下士人之本心？此非治国，实乃撼树！”
他转向御座，言辞恳切：“陛下，圣人教化泽被千年，孔府纵有瑕疵，亦不可抹杀其承续文脉之功。
且观其行，多为族中不肖子弟或豪奴所为，衍圣公本人或受蒙蔽，或失察管束，其罪固难辞，然其情或可悯。
臣以为，当严惩首恶，廓清府内，申明法纪，令其闭门思过，整肃门风即可。
若因部分人之恶行而废累世之爵，毁天下共尊之象征，恐非仁政，亦非智者所取，臣请陛下三思！”
颜胤绍的话是将罪责，部分归咎于“不肖子弟”和“豪奴”，想为衍圣公本人和孔府整体开脱，并将问题定义为“内部整顿”而非“彻底清算”。
而这番言论立刻得到不少北方籍贯，或与士族关系密切官员的暗自点头。
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赵清远出列，他素以刚直着称，闻言冷声道：“颜侍郎此言，下官不敢苟同！‘受蒙蔽’、‘失察管束’？那四千银圆贿款，可是直送兖州知府刘文盛之手！
追索佃户、勾结匪类，若无府中高层默许甚至主使，焉能施行？此乃系统性为恶，绝非个别宵小所能为！
至于‘天下文教象征’……下官倒要问，一个藏污纳垢、视百姓如草芥、行贿朝廷命官之所，有何资格代表天下文教？让其继续代表，才是对文教最大的讽刺与伤害！”
赵清远言辞犀利，直接驳斥了“个别行为论”，将其定性为“孔府为恶”，并质疑了孔家作为文教象征的道德合法性。
兵部左侍郎张贤达，角度略有不同：“陛下，臣非专司刑名，然深知法纪不明，则军令难行。
孔府之事，证据确凿，影响恶劣，已非山东一隅之事。
若处置不力，天下豪强权贵皆有效仿之心，则国法何以立威？新政何以推行？边疆将士见权贵犯法而可逍遥，又岂能心服？
故臣以为，当依律严办，以儆效尤！至于衍圣公号……陛下，非常之时，当有非常之断，若此爵已沦为护身符与作恶凭依，留之何益？”
张贤达从新政推行的角度支持严办，并暗示了废除爵位的必要性，代表了部分务实派官员的看法。
兵部和户部是天然盟友关系，军费要走户部的账，而户部支持改革。
朝堂之上，南北官员、不同派系之间，围绕“法理与象征”，“严惩与保全”展开激烈交锋。
支持严办者强调国法尊严、民怨平息和新政阻力，主张保全者则高举“文脉象征”、“士林人心”、“稳定为上”的大旗。
双方引经据典，各执一词，文华殿内气氛热烈而紧绷，而许多中立的官员则屏息静观，目光在争论双方和御座之间游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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