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以它独有的方式流淌，在CERN理论组白板上更迭的方程式中，在北京国家天文台服务器集群日夜不息的嗡鸣里，也在苏诺和瑞丞跨越七个时区、日益简短却精准的交流碎片中。日内瓦的湖光山色与北京的四时节气，成了他们各自奋斗的背景板，遥远而恒定。
瑞丞在LISA年会上的报告，像一枚投入池塘的石子，激起的涟漪比他预想的更持久。会议结束后，几封来自不同理论小组的邮件躺在他的收件箱里，有的邀请他访问交流，有的提出合作探讨模型的其他宇宙学含义，还有一封来自一位资深教授，委婉地询问他一年后博士后合同到期时是否有意向申请他们组的职位。学术世界的齿轮，似乎开始因他的工作而微妙地转动起来。
然而，弗兰切斯卡教授将他拽回了地面。“不错的开始，瑞。”她在一次例行讨论后，靠在椅背上，目光锐利，“但别被邀请冲昏头脑。3-4σ的信号？在LISA真正上天、积累够数据之前，这都是纸上谈兵。理论家的想象力可以很廉价。”她顿了顿，语气严肃起来，“你需要思考下一步。是继续深挖这个模型的弦论基础，尝试将其嵌入更完整的理论框架，让它更‘自然’？还是转向更‘肮脏’但可能更快出结果的方向，比如考虑这个信号在其他宇宙学探针（如21厘米森林、CMB偏振）上的可能印记，寻找多信使交叉检验的途径？”
这是一个方向性的抉择。前者通向理论物理的幽深殿堂，可能耗费数年而无明确产出；后者则更贴近当下观测宇宙学的前沿，可能更快获得关注，但也意味着更激烈的竞争和更实际的技术挑战。瑞丞发现自己再次站在了岔路口，而这一次，没有艾弗里教授那样明确的指点，他需要自己做出判断，并承担其后果。
他试图将这个问题抛给苏诺，在视频时简要描述了两种路径的利弊。苏诺刚从一次野外台址考察回来，脸上带着高原阳光留下的痕迹，显得有点疲惫，但眼神专注。
“听起来，像是‘深度’和‘广度’的经典权衡。”她思考着说，“在你的领域，一个真正坚实、有深度的理论构造，即使短期内无法被验证，其价值可能也更持久。但如果你渴望更快地与‘真实宇宙’对话，看到自己的思想在数据中留下痕迹，那么第二条路可能更有吸引力。”她顿了顿，补充道，“就像我的工作，有时我也会想，是应该死磕某个模块的底层物理，把它做到极致，还是优先完善整个框架，让它能尽快应用于解释更多星系的数据？没有标准答案，瑞丞，只有哪个更符合你内心对‘好物理’的定义，以及……你对未来几年自己能承受的工作节奏的预期。”
她的话没有给出答案，却帮助他厘清了问题的本质：这不仅是学术策略的选择，更是个人志趣与耐性的考量。瑞丞感谢她的倾听和梳理，但决定仍需他自己做出。
与此同时，苏诺的“模块化框架”在获得IAU奖项后，迎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奖项带来的能见度，让更多同行开始关注她的工作。她收到了更多合作邀请，有些来自观测团队，希望将她的模型应用于解释他们特定的数据；有些来自数值模拟专家，探讨将她的物理模块嵌入更大规模宇宙学模拟的可能性。这让她兴奋，也让她应接不暇。
她意识到，自己的角色正在从一个孤军奋战的研究者，悄然向一个“枢纽”或“桥梁”转变。她需要协调不同团队的需求，确保自己框架的核心逻辑不被滥用或误解，同时也要不断吸收新的观测事实和理论进展，来完善和扩展它。这要求她具备更强的项目管理能力、沟通技巧，以及更宏观的视野。她开始花更多时间在邮件、视频会议和撰写项目建议书上，亲自推导公式、调试代码的时间被无情压缩。一种新的疲惫感袭来——那是一种被事务性工作淹没、离最初吸引她进入天文学的那份纯粹好奇与探索感渐行渐远的焦虑。
“感觉自己像个包工头，而不是科学家了。”一次深夜，她在给瑞丞的留言里半开玩笑地抱怨。
瑞丞的回复带着理解：「成长的代价。当你的想法开始影响他人，你就不得不承担协调和引领的责任。但这不意味着你不是科学家了，你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在推动科学前进。记得给自己留出‘潜水’的时间，回到具体的问题里，那是你的锚点。」
他的话总能让她浮躁的心绪稍稍安定。是的，她需要找到平衡。她开始有意识地将一些合作事务委托给逐渐成熟的博士生，并严格规划出每周固定的“无干扰”时间，用于思考框架中最核心、最令她着迷的那些未解问题。
日子在忙碌与思考中向前滚动。瑞丞经过反复权衡，并征得弗兰切斯卡教授同意后，决定采取一种“两步走”的策略：在未来一年内，集中精力探索他的模型在21厘米宇宙学方面的可能预言，撰写一篇更贴近观测的论文；同时，以较慢的节奏，并行推进模型的弦论基础深化工作。这个决定让他感觉踏实了些，仿佛在汹涌的学术海洋中，暂时握紧了一支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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