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霆骁的密报和侦察连搜集到的初步材料，如同投入平静官僚体系的两块巨石。上级和军区相关部门高度重视，迅速批复，并指示驻地部队在“不直接干预地方行政”的前提下，全力配合地方有关部门，彻查此案。
一场由军地双方共同参与、但以军方侦察力量为主导的秘密调查，在红星农场外围和更广泛的区域内，骤然加速。
周建国领到的命令更加明确：**查清事实，锁定证据，控制关键人物。**
压力，首先以一种隐晦但可感知的方式，传递到了红星农场场部。县里突然派来了一个“农垦系统历史档案规范化整理工作小组”，名义上是要“清理、规范各农场历年积压档案，为下一步信息化管理做准备”。
这个理由冠冕堂皇，让人挑不出毛病。小组进驻后，第一个要求调阅的，就是后勤科历年所有的物资台账、核销单据、分配记录，尤其是1970年以来的“损耗核销”相关卷宗。
钱有福起初还试图以“部分旧档案可能遗失”、“需要时间整理”等借口拖延，但工作小组态度坚决，甚至带着县革委会的介绍信和档案局的正式函件。场部主要领导也接到了来自县里的“打招呼”，要求全力配合。钱有福感觉到了不妙，那股一直隐隐存在的不安，瞬间变成了尖锐的恐惧。
他像热锅上的蚂蚁，在自己的小办公室里团团转，额头上不断冒出冷汗。他想销毁证据，但那些关键的账本副联和原始单据，一部分在后勤科档案室，被工作小组盯死了；另一部分更隐秘的……他想起匿名举报信里提到的“炕柜夹层”，心脏几乎停跳。那封信！难道除了谭晓晓，还有其他人掌握了更致命的把柄？
他必须立即处理掉家里的东西！可是，工作小组的人就在场部，无数双眼睛盯着，他这个时候匆匆忙忙回家，岂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他强作镇定，找了个“下队检查秋粮入库”的借口，想溜出场部。
然而，刚走出场部大门没多远，就被两个穿着旧军装、自称是“县武装部下来检查民兵训练器材”的陌生汉子“客气”地拦住了，问题问得又细又刁钻，硬是拖了他近一个小时。等他脱身时，天色已近黄昏，心知已经失去了最佳时机。
就在钱有福焦头烂额、犹豫是否要冒险夜间行动时，周建国带领的侦察小组，行动却更加高效精准。
**第一条证据链：单据比对与数额锁定。** 在工作小组的“掩护”下，侦察兵中精通账目的人员，以“协助整理”的名义，迅速对后勤科档案室调出的1970-1971年度相关单据进行了秘密拍照和初步分析。
结合之前从废弃仓库找到的残存副联，一条清晰的虚报链条浮现出来：以钱有福核准签字的三队“损耗核销”单据为起点，追溯这些“损耗”物资最初的入库记录和实际分配记录，发现大量所谓的“损耗”，在入库验收时记录为“完好”或“正常”，在分配到各生产队的记录中却“蒸发”了，只在核销环节变成了“合理损耗”。
涉及的主要是细粮（白面、大米）、食用油、布票、糖票等紧俏物资。初步估算，仅从现有不全单据看，两年内被以这种方式“蒸发”的物资，其价值就远超王大海克扣的那些，而且手法更加“专业”，单据齐全，表面上看不出破绽。
**第二条证据链：资金与物资流向追踪。** 另一组侦察人员，通过秘密调查钱有福及其主要关系人（包括王大海）在县里供销社、黑市（暗中）、以及周边乡镇的消费和交易记录，发现了一些无法用其合法收入解释的采购行为（如购买高档烟酒、布料、甚至有一块来源不明的手表），以及一些与特定私人粮贩、物资贩子之间存在可疑资金往来（通过中间人）的线索。虽然这些证据间接，但指向性很强。
**第三条证据链，也是最关键的一条：藏匿地点与实物证据。** 针对匿名举报信提到的“钱有福家炕柜夹层”，周建国亲自部署。他们并未直接闯入民宅，而是利用钱有福被拖在场部的时机，通过一名伪装成“走街串巷货郎”的侦察兵，巧妙地与钱有福的邻居（一个喜欢占小便宜、多嘴多舌的老太太）搭上了话。
用几块廉价的糖果和一番“听说这一片以前老房子都有夹层藏东西”的闲聊，套出了关键信息：钱家去年翻修火炕时，确实动过炕柜后面的墙，神神秘秘的，不让外人看。而且，钱有福的婆娘有一次酒后失言，抱怨过“当家的把些破纸当宝贝，塞墙里也不嫌潮”。
时机成熟。
就在钱有福在恐惧和侥幸中煎熬，终于决定趁夜色冒险回家处理证据的那个晚上，他刚刚摸进家门，还没来得及靠近火炕，院子外就响起了不轻不重的敲门声，伴随着平静却不容置疑的声音：“钱有福同志在家吗？县里工作小组，有点紧急情况需要向你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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