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七章：老账本与未清的旧账
再审法庭的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旧纸张的气息，赵桐权的目光落在原告席上那本蓝布封皮的账本上。账本的边角已经磨成了圆弧，线装的书脊松了线，露出里面泛黄的纸页——这是十八年前他判定为“债务纠纷”的关键物证，此刻在灯光下泛着温润的光泽，像一位沉默的见证者。
“再审开庭。”法槌落下，声音在庭内荡开。被告席上，当年胜诉的村支书李长贵坐在轮椅上，由儿子推着，脸上堆着病后的浮肿。原告席上，七十岁的周春明蹲在地上，手里攥着账本的一角，指腹把蓝布封面蹭得发亮，他的右腿不自然地弯曲着——那是十八年前为了讨账，被李长贵的侄子打断的。
“再审申请人，陈述理由。”赵桐权翻开卷宗，指尖划过十八年前的判决词：“原告周春明所持欠条系伪造，被告李长贵不承担还款义务……”字迹里的果决，如今看来却像一根刺，扎在心头。
周春明慢慢站起来，把账本推到证物台中央。账本第一页用工整的毛笔字写着“村集体往来账”，下面盖着褪色的村委会红章。“法官，这不是普通欠条，是村里欠我的工程款。”他的声音带着豁牙的漏风，“1998年我给村里修水渠，包工包料干了三个月，李长贵说‘村里没钱，先欠着’，在账本上写了‘欠周春明工程款7800元’，还盖了章。后来他不认账，说账本是我仿的。”
李长贵的儿子立刻抢话：“法官别听他胡说！当年的鉴定说了，账本上的章是假的，我爹根本没欠他钱！他就是想讹钱给儿子娶媳妇！”
“假的？”周春明猛地提高声音，从怀里掏出个油纸包，层层打开，露出一枚铜制的村委会印章，“这是当年的老章，李长贵换了新章后，这枚就被我收起来了——他说‘留着当个念想’，现在倒成了假章的证据！”印章的边缘有一道细微的缺口，与账本上印章的缺口完全吻合。
赵桐权接过印章，在印泥上蘸了蘸，盖在白纸上，与账本里的印记比对，纹路分毫不差。“十八年前的鉴定报告称‘印章防伪纹不符’，但你们比对的是1999年启用的新章，而非这枚老章。”他看向当年的鉴定人，“为何不核对旧章存档？”
老鉴定师红了脸，从包里掏出一份存档记录：“当年……当年李长贵说老章早就丢了，只给了新章的样本，我就没再深究……”
周春明突然笑了，笑声里带着哭腔：“丢了？他是怕我拿着老章对质！修水渠的时候，他侄子偷工减料，把水泥换成沙土，我跟他吵过架，他记恨我，才故意赖账！”他指着账本第23页，“这里记着‘1998年5月12日，水泥款3200元，实际使用量不足半数’，下面有他侄子的签字，这就是证据！”
李长贵的儿子脸色骤变：“你胡说！我叔根本没签过这字！”
“是不是胡说，查笔迹就知道。”赵桐权调出李长贵侄子当年的入党申请书，上面的签名与账本上的字迹完全一致。更关键的是，村里的老会计在回忆录里写着：“1998年修渠，周春明垫资不少，村里确有欠款未付，因李支书与周春明有隙，账一直挂着。”这本回忆录去年被县档案馆收录，是赵桐权凭着重生记忆找到的。
周春明看着回忆录复印件，突然蹲在地上，双手按住膝盖，眼泪砸在账本上，晕开一小片水渍。“我这条腿，就是讨账时被他侄子打断的，”他掀起裤腿，露出变形的膝盖，“当时派出所来了，李长贵说‘是周春明私闯民宅被打’，案子最后不了了之。我儿子那年考上大学，就因为没钱交学费，去广东打工，到现在都没回来……”
赵桐权的目光落在卷宗第47页——当年的派出所出警记录写着“双方互殴”，却没附周春明的伤情鉴定。他记得前世退休后整理旧档案，在派出所的废纸堆里找到过那份鉴定，结论是“右腿粉碎性骨折，构成轻伤”，但不知为何没入卷。
“李长贵，”赵桐权看向被告席，“你侄子打断周春明的腿，是不是你授意的？”
李长贵张了张嘴，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声响，突然剧烈地咳嗽起来。他儿子慌忙递水，却被他挥手打开。“是……是我让他‘教训一下’，”老人的声音微弱得像风中残烛，“我怕他闹大了，让人知道水渠偷工减料的事……那笔钱，确实该给……”
庭内一片哗然。周春明愣住了，过了好一会儿，才颤抖着伸手，抚摸账本上“欠7800元”的字样，像在确认这不是梦。
赵桐权翻开账本最后一页，上面用铅笔写着一行小字：“春明说，水渠要管五十年，少用一斤水泥都不行。”字迹歪歪扭扭，是当年的村会计所写。十八年前，他只看到“印章不符”，却没看到一个手艺人对工程的较真，没看到账本里藏着的良心，更没看到周春明藏在床板下的药瓶——那些年治腿的药，都是他上山挖草药换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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