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零二章:报纸里的批注与未凉的善意
法院的走廊飘着旧纸张特有的霉味,赵桐权推开2012-刑字第043号卷宗时,一张泛黄的《人民日报》从夹页滑落。头版的边角被孩童的笔迹涂画得乱七八糟,“人民”两个字旁边画着歪歪扭扭的小人,空白处写满了拼音标注——像极了照片里那个蹲在废品站前的男人,怀里抱着捆报纸,指尖在“国”字上比划,身后的邮局铁门半掩着,晨光从门缝里漏出来,照在他沾着油墨的指节上。
“再审开庭。”法槌落下时,被告席上的男人慢慢抬起头。高建国的背比照片里更驼了,右耳缺了半片——那是2015年在工地被钢管砸的,医生说再偏半寸就聋了。他手里攥着个铁皮饼干盒,盒盖用红漆写着“识字班”三个字,漆皮剥落处露出底下的锈迹,像块被岁月磨旧的勋章。
“被告人高建国,2012年因‘抢劫邮局废弃报纸’被判有期徒刑一年。”赵桐权的声音在庭内回荡,目光落在他膝头的饼干盒上,“你坚持说那些报纸是‘邮局职工赠予的’,有证据吗?”
高建国将饼干盒放在桌上,铁皮与桌面碰撞发出空洞的响。“是李大姐给的。”他的声音带着豁牙漏风的嘶嘶声,“邮局的李淑琴大姐,她说‘这些过期报纸卖废品也是按斤称,你拿去给娃们练字,比化成纸浆强’。2010到2012年,每个周末我都去帮邮局打扫卫生,她就把捆好的旧报纸给我,有时候还特意挑带插图的,说‘娃们爱看画’。”
原告席上的邮局负责人冷笑一声,甩出份报案记录:“2012年5月18日,值班人员发现仓库后窗被撬开,丢失近百斤旧报纸,现场脚印与高建国的胶鞋完全吻合!李淑琴早就退休了,谁能证明她‘赠予’?这分明是入室抢劫!”
高建国突然激动起来,双手抓住桌沿,指节因用力而发白:“那窗户是我帮李大姐修的!她前一天说后窗插销坏了,让我带工具去修,我修完忘了锁,第二天去取报纸时顺手推开的!脚印是我前一天留下的,不信你们查监控——邮局门口的摄像头肯定拍到我带着螺丝刀进去的!”
赵桐权调出2012年5月17日的监控录像,画面虽然模糊,却能清晰看到高建国背着工具包走进邮局,半小时后出来时,手里多了捆报纸,门口的李淑琴还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这是李淑琴退休前的最后一天,”他补充道,“邮局的工作交接本上写着‘5月17日,赠予高建国旧报纸80斤,用于公益教学’,签字栏有李淑琴和当班局长的双重签名。”
邮局负责人的脸瞬间涨成猪肝色,慌忙翻找卷宗:“不可能!报案记录里明明写着‘门窗完好,系内部人员作案’,怎么会有修窗户的事?”
“因为报案人说了谎。”赵桐权将一份询问笔录投影在屏上,“当班保安承认,他因失职丢失了仓库钥匙,怕被处罚,就谎称窗户被撬,还指认经常来取报纸的高建国作案——这是2019年他在临终前向纪检委坦白的,有录音为证。”
录音里传来苍老的忏悔声:“高师傅是好人啊……他给娃们办识字班,自己舍不得买笔,用树枝在地上写……我对不起他,让他蹲了大牢……”
高建国的眼泪突然涌出来,砸在铁皮饼干盒上,顺着“识字班”三个字的刻痕往下淌。他打开盒子,里面是摞用线绳装订的作业本,纸页全是旧报纸的边角料,上面的字迹从歪歪扭扭到工整清秀,记录着十几个孩子的成长轨迹。“这是二柱子的,”他指着其中一本,“他现在考上师范了,说要回来教更多娃认字。”
法庭侧门被推开,一群穿着校服的年轻人涌进来,领头的小伙子胸前别着“优秀教师”的徽章,正是当年的二柱子。他捧着个相框,里面是张泛黄的合影:高建国蹲在中间,周围围着十几个脏乎乎的孩子,每个人手里都举着张旧报纸,背景是废品站改造成的简易教室,墙上贴满了用报纸剪的字。
“法官同志,”二柱子的声音哽咽,“这是2011年拍的,那天高师傅教我们写‘家’字,说‘有字认,有书读,就是家’。他被抓走那天,我们在废品站找了三天,只找到这半块被他用来压报纸的砖头,上面还留着他写的‘人’字。”
他递上一块磨得光滑的红砖,侧面果然有用粉笔写的“人”字,笔画被雨水冲刷得模糊,却仍能看出起笔时的郑重。赵桐权想起重生前在乡小学见到的场景:高建国坐在教室后排,看着二柱子给孩子们上课,手里总攥着张旧报纸,上面的“教育”两个字被他摸得发亮。
“还有这个。”赵桐权调出一份公益组织的记录,“2010到2012年,高建国的识字班累计接收留守儿童47名,其中39人后来考上了初中,这在当年的乡村是个奇迹。邮局的老职工都能作证,李淑琴不仅赠报纸,还经常把自己孙子的课本拿来给孩子们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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