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关键的证据来自高建的遗物。警方在他老宅的地窖里，找到了一把带血的解剖锯（锯齿间距0.3毫米）、一件沾有福尔马林的白大褂，以及一本日记。日记里详细记录了高建的作案动机与过程：
“3月15日，张诚又来太平间‘视察’（他是医院的股东之一），当着实习生的面踹了我一脚，说‘你这种人只配跟尸体打交道’……”
“3月20日，我摸清了他的作息，他每周三会独自去别墅过夜，那里监控少……”
“3月23日，我用麻醉剂迷晕了他，把他拖到太平间。他醒后还在骂我，我用解剖刀割开了他的喉咙——原来活人变成尸块，和处理尸体也没多大区别……”
“3月25日，尸块抛得很散，警察应该找不到。但李伟那家伙正好来找张诚讨债，我把他的指纹蹭到匕首上，再把匕首扔到他家后巷……”
“4月1日，警察抓了李伟，真好。但张诚的鬼魂总在太平间里晃，我得走了……”
日记的最后一页，画着一个简易的电路图，与高建“触电身亡”的现场布局高度吻合——这根本不是意外，而是他畏罪自杀前的精心布置。
真相大白时，法庭内一片死寂。李伟的家人相拥而泣，张诚的母亲瘫坐在椅子上，喃喃道：“原来是他……是我儿子对不起人家……”
公诉人面色惨白，当庭请求撤回对李伟的指控，并向其家属道歉。
赵桐权敲击法槌，声音响彻法庭：“被告人李伟，因证据不足，指控的故意杀人罪不成立，当庭释放。”
李伟站在被告席上，望着窗外的天空，眼泪突然决堤——五年的死缓生涯，他每天都在数着离死刑执行还有多少天，此刻重获自由，却恍如隔世。
但案件并未结束。根据《刑法》规定，对于已死亡的犯罪嫌疑人，虽不再追究刑事责任，但需对其行为作出法律评价。赵桐权站起身，目光扫过全场：
“高建虽已死亡，但根据其日记、物证及证人证言，足以认定其实施了故意杀人、分尸、栽赃陷害等行为，犯罪情节极其恶劣，社会影响极坏。若其在世，应以‘故意杀人罪’‘诬告陷害罪’数罪并罚，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此外，”他补充道，“当年办案人员因疏忽遗漏关键证据，导致冤案发生，相关部门已启动追责程序，将依法追究其渎职责任。”
判决宣布的那一刻，阳光透过审判庭的穹顶，正好照在李伟身上。他瘦弱的身躯在阳光里微微颤抖，仿佛要抖落五年的阴霾。赵桐权看着他，想起卷宗里那张五年前的照片——那时的李伟西装革履，眼神锐利，与此刻判若两人。
冤案的代价，从来不止于自由被剥夺。
庭审结束后，赵桐权留在审判庭，反复翻看高建的日记。最后一页的电路图旁，高建用红笔写着一行字：“我杀的是他的傲慢，却没想到，自己也成了欲望的奴隶。”
赵桐权合上日记，指尖仍残留着纸张的粗糙感。他知道，每一起重大案件的判决，都是对正义的重新校准——哪怕迟到五年，哪怕凶手已死，也要让真相刺破黑暗，让死者瞑目，让生者安宁，让法律的尊严，在血色卷宗之上，重新闪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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