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卫东在高压保护下的证词，如同在深不见底的黑潭中投入了一颗深水炸弹，激起的不是水花，而是令人心悸的、来自更深处暗流的汹涌。一个可能凌驾于孙老之上的阴影——“大先生”的存在，让整个联合调查指挥部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与凝重。
常规的、指向明确的侦查手段，在面对这样一个仅存在于模糊传言和间接线索中的超然存在时，显得力不从心，甚至可能因贸然行动而打草惊蛇，导致线索彻底断绝。
必须另辟蹊径，以一种超越常规犯罪侦查的、更宏观、更精细、更侧重于权力行为模式分析的方式，去捕捉那几乎不存在的“幽灵”。
林寒向郑国锋提议，并获得了支持，组建了一个小而精的“行为模式分析小组”。该小组由具备政治学、历史学、犯罪心理学背景的专家（经过严格审查）和周海洋技术团队的核心成员构成。
他们的任务不是直接寻找“大先生”是谁，而是通过分析孙老集团过去二十年内所有重大利益攫取、关键人事安排、政策推动与阻击事件，寻找其中是否存在超越孙老自身权力层级和能力范围的、异常精准和高效的“外力干预”痕迹。
“如果我们把孙老集团的崛起看作一个程序，”林寒在小组首次会议上阐述，“那么，这个程序在几个关键节点运行得过于顺畅，遇到的组力莫名消失，获得的资源远超其体量。我们要找的，就是那个隐藏在后台的、拥有更高系统权限的‘管理员’留下的操作日志。”
他们开始构建一个庞大的“事件—阻力—结果”数据库。将孙老生涯中每一次重要的升迁、每一次关键项目的获批、每一次竞争对手的意外失势、每一次舆论危机的巧妙化解，都进行量化分析，评估其正常推进的成功概率，并与实际结果对比。
很快，几个异常“高点”被标记出来：
十五年前，临州新城规划案：孙老力主、且利益关联方深度参与的设计方案，在遭遇强大反对声浪、几乎被否决的情况下，因一份来自“更高层面”的、未公开但分量极重的“研究报告”的肯定而奇迹般逆转。
十二年前，某省管国企改制：孙老支持的民营资本（背后是吴天佑）以极低价格成功收购核心资产，过程中，原本坚持原则的国资监管负责人突然被调离，接任者迅速推动了交易。
九年前，临州官场一次不大不小的震荡：一名与孙老不睦、且掌握其某些早期问题线索的资深官员，因一桩看似与其主要问题无关、但被迅速放大定性的“作风问题”被果断拿下，有效消除了潜在威胁。
分析小组发现，这些“高点”事件中，都存在一个共同模式：危机的化解或利益的获取，并非源于孙老阵营公开的、合法的政治运作或商业竞争，而是依赖于某种来自体系内更高层级的、精准且高效的“非正常干预”。
这种干预往往绕过常规程序，作用在关键节点上，力度恰到好处，手法干净利落，不留下直接把柄，仿佛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关键时刻为孙老轻轻拨动命运的指针。
“这不像是一般的政治同盟或利益交换，”一位政治学专家指出，“更像是一种……‘降维打击’。干预者对我们体制内的规则缝隙和运行逻辑极为熟稔，其能量层级和操作精度，远超孙老这个级别所能调动和驾驭的范畴。”
钱卫东关于那三辆越野车是用于“进贡”、“敲门砖”的供述，打开了新的思路。对手到了“大先生”这个层级，直接的金钱贿赂可能已非首选，风险高且品味“低劣”。他们追求的，可能是更隐蔽、更难以追溯、也更能投其所好的“雅贿”。
调查组开始系统梳理与孙老、吴天佑等人相关的、所有可能用于非物质利益输送的渠道：
艺术品与古董： 调查吴天佑及其关联公司参与的艺术品拍卖、古董交易记录，寻找是否有天价购入但去向不明的珍品，或者将其赠送给某些特定文化机构、基金会（可能作为中转站）的记录。
高端医疗与教育资源： 排查孙老及其亲属、以及可能关联的“大先生”亲属，是否在特定时期、通过非正常渠道获得了国内外顶尖的医疗资源（如海外专家会诊、特种药物）、或极其稀缺的教育名额（如世界名校的特殊推荐渠道）。
学术光环与名誉头衔：分析孙老以及其派系内某些官员，是否在学术背景薄弱的情况下，异常顺利地被知名学府授予荣誉博士、客座教授等头衔；或者其着述是否由特定出版社不计成本地出版、推广并获大奖。
境外隐秘服务：通过国际协作（更为艰难），尝试调查吴天佑的海外资金，是否用于支付某些针对特定人物的、极其昂贵的境外“服务”，如安排其子女进入特定圈子、提供顶级安保咨询、甚至进行某种形式的政治游说和形象包装。
这条路径的调查异常艰难，如同在蛛网上寻找露珠的痕迹。但并非毫无收获。周海洋团队发现，吴天佑控制的一个离岸基金，曾连续数年向瑞士一家极其私密的、专门为顶级富豪提供“生活品质管理与传承规划”的机构支付大额费用。而该机构服务的客户名单高度保密，但其服务范围，恰好涵盖了高端医疗、子女教育、艺术品投资与保管等。这是一个可能的输送管道，但需要更高级别的国际司法协作才可能窥其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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