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开始频繁地做噩梦。有时梦见那辆银色面包车一次又一次地撞过来,林寒在车里无声地看着她;有时梦见那个鸭舌帽杀手出现在家门口,对着朵朵举起枪;有时甚至梦见自己带着朵朵在一个空旷的地方不停地奔跑,身后是无穷无尽的黑暗和追赶的脚步声。
白天,她努力维持着平静,但注意力却难以集中。有一次给林寒倒水,差点打翻杯子;另一次医生交代用药注意事项,她听着听着就走了神。极度的疲惫和持续的精神压力,让她也开始出现头痛、心悸和食欲不振的症状。她偷偷去门诊看了,医生说是神经衰弱和焦虑状态,开了些安神助眠的药,嘱咐她一定要休息,放松心情。
她看着那些药片,最终没有吃。她不能允许自己在这个时候“倒下”,哪怕只是精神上的软弱。林寒需要她,朵朵需要她,这个家需要她撑住。
她支撑的方式,是更细致地照顾林寒,是更努力地扮演好“稳定器”的角色。同时,她也开始默默地做一些以前不会做的事。她向周海洋要了一个紧急联系号码,不是工作号,而是一个确保二十四小时能迅速响应家庭突发情况的私人线路。她仔细检查了家里的门窗锁具,甚至考虑是否要安装更高级的安防系统。她还悄悄去了解了孩子紧急避险和自我保护的一些基本知识,尽管朵朵还太小。
这些举动,与其说是寻求安全感,不如说是在巨大的不确定中,试图抓住一点点可控的支点。她没有跟林寒说这些,因为她知道,这只会增加他的心理负担。她的“病”,她的恐惧,必须自己消化、承受,然后转化为更坚韧的守护。
有一次,林寒半夜醒来,发现沈雪并没有睡在旁边陪护的折叠床上,而是静静站在窗前,望着外面城市的零星灯火,背影单薄而僵硬。他轻声唤她,她回过头,脸上有未擦干的泪痕,但很快露出一个微笑:“怎么醒了?要喝水吗?”
那一刻,林寒的心脏像是被一只冰冷的手攥住了。他忽然无比清晰地意识到,这场斗争带来的“疾病”,并非只落在他一个人身上。沈雪正在以一种沉默的、内耗的方式,承受着同样沉重、甚至可能更无助的伤害。因为她不能像他一样,将愤怒和压力转化为对外的战斗,她只能向内消化,用自己全部的柔韧去包裹和缓冲那些尖锐的伤害。
“对不起,小雪。”他声音沙哑,充满了无力感。
沈雪走回来,握住他的手,摇了摇头:“别说这个。我们说好了一起扛的。”她的手很凉,但握得很紧,“你快点好起来,就是对我最好的药。”
疾病缠身,并非孤例。它在这个因共同目标而紧密连接的家庭内部,以一种互为镜像的方式,显现出不同的症状,却源自同一病灶。
就在林寒住院的第七天,郑国锋带来了一个更坏的消息,或者说,是另一个层面的“疾病”侵袭。
“老爷子情况突然恶化了。”郑国锋的声音透着疲惫,眼里的红血丝比林寒这个病人还要严重,“多器官功能衰竭的迹象,医生下了第四次病危通知。这次……可能真的挺不过去了。”
林寒心头一沉。郑国锋父亲病重已久,但在这个节骨眼上恶化,无疑是在郑国锋已经承受巨大工作压力和为林寒安危担忧的心头,又压上了一块巨石。
“郑书记,您必须回去!”林寒急切地说,“临州这边有海洋盯着,大的方向我们定好了,短期内不会有决定性动作。您父亲那里……”
郑国锋抬手打断他,深吸一口气:“我知道。我已经安排好了,下午的飞机。雅茹和远航已经在医院了。”他顿了顿,看着林寒,“我回去,不只是尽孝,也是稳定后方。老爷子如果……这也会是一个信号。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我心神已乱,有机可乘。我回去,恰恰是要告诉他们,我郑国锋,家事国事,分得清,也扛得住!”
他的眼神重新变得锐利而坚定,那是一位久经沙场的政治人物在危机时刻本能般的应激状态。父亲的病危是家难,但同样可能被对手解读为政治上的弱点。他必须回去,既要送父亲最后一程,也要用行动粉碎任何可能的误判和幻想。
“这边,你安心养伤,但脑子不能停。”郑国锋拍了拍林寒没受伤的右肩,“会计师那边,心理防线出现了新问题。我们按照你的指示,没有逼迫他,但他自己似乎陷入了某种偏执。他认定原来的保护力量有漏洞——毕竟你在他要求见面后出事了,他现在对我们提供的几个新安全点都疑神疑鬼,要求我们提供‘绝对安全’的证明,否则拒绝交出最后的核心数据,甚至拒绝进一步沟通。”
林寒皱紧了眉头。会计师的恐惧可以理解,但这种疑神疑鬼的状态,本身也是一种“心病”,是极度的不安全感导致的认知扭曲。这种状态下,他既可能是最脆弱的突破口,也可能因为过度警惕而做出非理性的、危害自身安全的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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