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开始频繁地做噩梦。有时梦见那辆银色面包车一次又一次地撞过来，林寒在车里无声地看着她；有时梦见那个鸭舌帽杀手出现在家门口，对着朵朵举起枪；有时甚至梦见自己带着朵朵在一个空旷的地方不停地奔跑，身后是无穷无尽的黑暗和追赶的脚步声。
白天，她努力维持着平静，但注意力却难以集中。有一次给林寒倒水，差点打翻杯子；另一次医生交代用药注意事项，她听着听着就走了神。极度的疲惫和持续的精神压力，让她也开始出现头痛、心悸和食欲不振的症状。她偷偷去门诊看了，医生说是神经衰弱和焦虑状态，开了些安神助眠的药，嘱咐她一定要休息，放松心情。
她看着那些药片，最终没有吃。她不能允许自己在这个时候“倒下”，哪怕只是精神上的软弱。林寒需要她，朵朵需要她，这个家需要她撑住。
她支撑的方式，是更细致地照顾林寒，是更努力地扮演好“稳定器”的角色。同时，她也开始默默地做一些以前不会做的事。她向周海洋要了一个紧急联系号码，不是工作号，而是一个确保二十四小时能迅速响应家庭突发情况的私人线路。她仔细检查了家里的门窗锁具，甚至考虑是否要安装更高级的安防系统。她还悄悄去了解了孩子紧急避险和自我保护的一些基本知识，尽管朵朵还太小。
这些举动，与其说是寻求安全感，不如说是在巨大的不确定中，试图抓住一点点可控的支点。她没有跟林寒说这些，因为她知道，这只会增加他的心理负担。她的“病”，她的恐惧，必须自己消化、承受，然后转化为更坚韧的守护。
有一次，林寒半夜醒来，发现沈雪并没有睡在旁边陪护的折叠床上，而是静静站在窗前，望着外面城市的零星灯火，背影单薄而僵硬。他轻声唤她，她回过头，脸上有未擦干的泪痕，但很快露出一个微笑：“怎么醒了？要喝水吗？”
那一刻，林寒的心脏像是被一只冰冷的手攥住了。他忽然无比清晰地意识到，这场斗争带来的“疾病”，并非只落在他一个人身上。沈雪正在以一种沉默的、内耗的方式，承受着同样沉重、甚至可能更无助的伤害。因为她不能像他一样，将愤怒和压力转化为对外的战斗，她只能向内消化，用自己全部的柔韧去包裹和缓冲那些尖锐的伤害。
“对不起，小雪。”他声音沙哑，充满了无力感。
沈雪走回来，握住他的手，摇了摇头：“别说这个。我们说好了一起扛的。”她的手很凉，但握得很紧，“你快点好起来，就是对我最好的药。”
疾病缠身，并非孤例。它在这个因共同目标而紧密连接的家庭内部，以一种互为镜像的方式，显现出不同的症状，却源自同一病灶。
就在林寒住院的第七天，郑国锋带来了一个更坏的消息，或者说，是另一个层面的“疾病”侵袭。
“老爷子情况突然恶化了。”郑国锋的声音透着疲惫，眼里的红血丝比林寒这个病人还要严重，“多器官功能衰竭的迹象，医生下了第四次病危通知。这次……可能真的挺不过去了。”
林寒心头一沉。郑国锋父亲病重已久，但在这个节骨眼上恶化，无疑是在郑国锋已经承受巨大工作压力和为林寒安危担忧的心头，又压上了一块巨石。
“郑书记，您必须回去！”林寒急切地说，“临州这边有海洋盯着，大的方向我们定好了，短期内不会有决定性动作。您父亲那里……”
郑国锋抬手打断他，深吸一口气：“我知道。我已经安排好了，下午的飞机。雅茹和远航已经在医院了。”他顿了顿，看着林寒，“我回去，不只是尽孝，也是稳定后方。老爷子如果……这也会是一个信号。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我心神已乱，有机可乘。我回去，恰恰是要告诉他们，我郑国锋，家事国事，分得清，也扛得住！”
他的眼神重新变得锐利而坚定，那是一位久经沙场的政治人物在危机时刻本能般的应激状态。父亲的病危是家难，但同样可能被对手解读为政治上的弱点。他必须回去，既要送父亲最后一程，也要用行动粉碎任何可能的误判和幻想。
“这边，你安心养伤，但脑子不能停。”郑国锋拍了拍林寒没受伤的右肩，“会计师那边，心理防线出现了新问题。我们按照你的指示，没有逼迫他，但他自己似乎陷入了某种偏执。他认定原来的保护力量有漏洞——毕竟你在他要求见面后出事了，他现在对我们提供的几个新安全点都疑神疑鬼，要求我们提供‘绝对安全’的证明，否则拒绝交出最后的核心数据，甚至拒绝进一步沟通。”
林寒皱紧了眉头。会计师的恐惧可以理解，但这种疑神疑鬼的状态，本身也是一种“心病”，是极度的不安全感导致的认知扭曲。这种状态下，他既可能是最脆弱的突破口，也可能因为过度警惕而做出非理性的、危害自身安全的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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