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继承变更，户田绑定原则同样要求户籍与田籍的同步更新。秦代实行“嫡长子继承制”，《户律》规定“户人死亡，嫡长子为法定继承人，继承户籍与田籍；无嫡长子者，由次子继承；无子嗣者，田籍注销，土地收归官有”。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中针对“嫡长子继承田籍”的情形明确：“户人亡，嫡子立为户人，即请更田籍，田籍不变更而耕者，视为盗田”。里耶秦简编号9-876简文记载了一起继承变更案例：“某里户人辛亡，有嫡子壬，年十九。壬在辛亡后三十日内，向乡廷申请继承户籍与田籍，提交死亡证明、嫡子身份证明、原户籍与田籍副本。乡廷审核后上报县廷，县户曹查验嫡庶关系无误，批准壬变更为新户人，颁发新户籍，同时更新田籍，将原辛的田籍条目变更为壬，注明‘卅三年五月，因继承变更田主，原田主辛亡，继承人壬为嫡长子’，并加盖县户曹印章”。这一案例印证了继承变更中“先继户籍、再继田籍”的法定顺序，通过户田绑定确保土地继承权的合法性与唯一性。
户田绑定原则的深层治理逻辑，在于通过“土地绑定户籍”实现“以田控人、以人征税”的双重目标。秦代作为小农经济国家，农业是国家财政的核心来源，而小农经济的基本单位是家庭（户），因此将土地与户籍绑定，本质上是将国家治理的基础锚定在家庭单元上。一方面，通过“有户才有田”的规则，强制百姓依附于土地，避免流民产生，维护社会稳定；另一方面，通过“田籍随户籍变动”，确保国家能够准确掌握每个家庭的土地数量与质量，为赋税征收提供精准依据，里耶秦简中大量“户籍田籍比对表”“赋税征收明细册”，正是这一治理逻辑的实操体现。从历史影响来看，户田绑定原则成为此后中国古代土地制度的核心传统，从汉代“名田制”、唐代“均田制”到明代“鱼鳞图册”，均延续了“户籍与土地绑定”的治理逻辑，足见其深远的制度生命力。
（三）分级管理原则
秦代构建了“中央—郡—县—乡”四级联动的土地登记管理体制，明确各级机构的权责边界，形成“中央统筹、郡级监督、县级执行、乡级实操”的分工体系，实现“宏观掌控与基层落地”的有机统一。这一原则的核心价值，在于既保证了中央对全国土地资源的整体把控，确保制度执行的统一性，又通过基层机构的实地操作确保登记信息的准确性，避免“中央管不了、地方管不好”的治理困境，适配了秦代大一统王朝的治理规模与治理需求。
中央层面由“治粟内史”总揽全国土地登记工作，作为全国土地管理与赋税征收的最高行政机构，其核心权责包括三大方面：其一，制定土地登记的统一规则与标准，例如明确田籍的记载格式、土质等级的划分标准、面积单位的换算规则、登记流程的法定步骤等，确保全国土地登记“形制统一、标准一致”。睡虎地秦简《内史杂》记载“治粟内史颁田籍格式，天下皆用之，不得擅自更改”，印证了中央的规则制定权；其二，核定全国土地总量与赋税总量，每年年末汇总各郡上报的田籍汇总表与赋税征收额，制定下一年度的赋税计划，同时监督各郡的土地登记执行情况，里耶秦简编号10-156简文记载“治粟内史下书洞庭郡，核卅二年田籍与赋税，偏差超过百石者，郡丞需上书说明”，体现了中央的宏观监督权；其三，处理跨郡土地纠纷与重大违规案件，对于涉及多郡的土地边界争议、重大田籍造假案件等，由治粟内史直接审理，确保全国土地管理的权威性，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中“跨郡盗改田籍者，由治粟内史审理”的规定，明确了中央的重大案件管辖权。
郡级机构（郡府）作为连接中央与县廷的中间环节，承担“监督、汇总、上报”的核心权责，起到“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其具体权责包括：其一，汇总所属各县的田籍信息，每年年末要求各县上报“县级田籍汇总表”“土地变更明细册”“赋税征收报表”，由郡府统一整理后，编制“郡级田籍汇总表”，上报中央治粟内史，里耶秦简中编号8-462的“洞庭郡卅二年田籍汇总表”简文，详细记载了洞庭郡所属各县的土地总面积、土质等级分布、赋税总额等信息，正是郡级汇总职能的实操体现；其二，审核县级田籍信息的准确性，郡府设有专门的“田籍审核曹”，负责查验各县上报的田籍数据是否存在逻辑矛盾、面积是否合理、变更是否合规，里耶秦简编号9-342简文记载“洞庭郡田籍审核曹查验迁陵县田籍，发现某丘田籍面积与赋税征收额不符，责令迁陵县县廷十日内核验更正”，体现了郡级的监督审核权；其三，协调跨县土地纠纷，对于涉及本县与邻县的土地边界争议、田籍信息冲突等案件，由郡府牵头组织相关县廷共同勘验、调解，避免县级之间推诿扯皮，睡虎地秦简《封诊式》中“某郡处理跨县田界争议案”记载，郡府派“都吏”（郡级巡查官）实地勘验，召集两县县丞共同核对田籍，最终划定边界，印证了郡级的协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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