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公共事务的组织者
乡约还承担了修桥铺路、兴修水利、赈济灾荒等公共事务的组织工作。约长负责召集乡民商议公共事务方案，筹集资金与人力，并全程监督工程实施；官府则提供政策支持与技术指导，确保公共事务顺利推进。
河南开封府祥符县贾鲁河沿岸的10个约区，因河道淤塞，每逢雨季便泛滥成灾，农田被淹。嘉靖四十年（1561年），在约长的联合组织下，10个约区共同开展疏浚河道工程。约长们先召集乡民代表商议，确定“按田出工、按财出资”的筹集方案：共筹集资金2000余两（其中乡民自筹1500两，官府补贴500两），参与乡民达万人；工程实施过程中，由各约区推选代表组成“工程监督组”，负责账目管理与施工质量监督，每日公示收支明细，杜绝贪污舞弊。历时半年，河道疏浚工程顺利完成，灌溉农田数万顷，彻底解决了沿岸水患问题。据《祥符县志》记载，该工程“耗资少、见效快、民心顺，皆赖乡约之组织协调之功”。
（四）文化教化的主导者
乡约与社学的结合，形成了“蒙学-乡约”的一体化教化体系：社学负责教授文字与基础礼仪（如洒扫、应对、进退之礼），乡约负责深化道德教化，将“圣谕十六条”转化为具体的行为准则。约长定期到社学讲课，结合乡约中的真实案例讲解“孝顺父母、和睦邻里”的道理；社学学生则成为乡约的“宣传员”，将学到的乡约理念传递给家人，实现“以童蒙育民心”的效果。
江西吉安府庐陵县的社学，将《钦定乡约条例》列为必修课程，要求学生每日背诵条文，并撰写学习心得；每月朔望讲约时，学生需上台分享心得，由约正点评。例如，有学生在心得中写道：“昨日见邻舍张奶奶独居无依，我帮她挑水砍柴，约正说这是‘和睦乡里’的践行，我心中甚喜。”这种“学用结合”的模式，让道德教化真正融入日常生活。据《庐陵县志》记载，推行这一模式后，该县“童子皆知礼义，乡民皆守规约，讼狱之事逐年递减，民风日渐淳厚”。
四、官方化乡约的困境与调适：权力失衡与治理内卷
明代乡约的官方化虽大幅提升了治理效率，但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官方权力的过度介入导致乡约的民间性逐渐弱化，乡绅与官府的权力博弈日益加剧，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乡约异化”现象，陷入治理内卷的困境。
（一）权力失衡：从“官民协同”到“官府主导”
随着乡约被全面纳入行政体系，官府逐渐掌握了乡约的绝对主导权：约长的选拔从“乡绅公推、官府备案”变为“官府直接任命”，且多任命退休官吏或官府亲信；讲约内容从“道德教化+地方规约”变为“单纯宣讲圣谕十六条”，禁止加入地方特色内容；乡约的奖惩措施也需经官府批准，约正失去了自主裁决权。这种变化使得乡约逐渐失去民间自治的灵活性，沦为官府的“附庸”。
北直隶顺天府大兴县的乡约便是典型例证：该县约长由知县直接任命，且多为知县的亲信幕僚；讲约内容严格限定为《圣谕解义》（明代官方对“圣谕十六条”的权威解读），约正若擅自加入地方规约，便会被弹劾“违制乱法”；乡约调解的纠纷需逐字逐句上报官府审批，往往耗时数月，导致“小纠纷拖成大矛盾”。据《大兴县志》记载，当地乡民抱怨：“乡约者，官府之口舌耳，非吾民之规约也，听之无益，不如不赴。”久而久之，乡民参与讲约的积极性大幅下降，乡约逐渐流于形式。
（二）乡绅的投机化：从“治理者”到“权力掮客”
部分乡绅利用担任约长的机会，勾结官府谋取私利：虚报赋税数额，侵占乡约经费；偏袒本宗族势力，打压其他宗族；甚至将乡约壮丁变为私人武装，欺压百姓。这种现象在江南地区尤为突出，因当地乡绅势力强大，与官府的利益联结更为紧密。《明世宗实录》中明确记载：“江南乡绅借乡约渔利者，所在多有”，足见该现象的普遍性。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苏州府吴县爆发“乡约贪腐案”：约长徐琨（内阁首辅徐阶的族弟）利用职务之便，侵占乡约经费500余两（用于购置田产）；同时勾结知县虚报灾民数量，骗取朝廷赈济款300余两，全部私吞。案发后，徐琨被革职查办，当地乡约也因失去乡民信任而陷入瘫痪。据《吴县志》记载，此案导致“乡民不信乡约，讲约仪式无人参与，治安与教化功能皆废，盗贼复起，讼案激增”。更严重的是，此案引发连锁反应，江南多地乡绅效仿徐琨，利用乡约谋私，使得乡约的公信力大幅受损。
（三）治理内卷：形式化与实效性的背离
为应对朝廷的政绩考核，部分州县官将乡约变为“形式化工程”：只注重讲约仪式的排场（如搭建豪华约所、组织大量人员参与），不关心实际治理效果；约所建设追求“高大上”，却忽视规约的执行；甚至出现“雇人参加讲约”的现象——州县官花钱雇佣流民凑数，营造“乡民踊跃参与”的假象。这种形式化的乡约，不仅无法实现治理目标，反而加重了乡民的负担（需承担约所建设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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