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濬被安置在弘文馆的客舍，与其他几位南来士子同住。起初数日，他只是默默观察，听着其他士子高谈阔论，或抨击孙权背信弃义，或哀叹汉室倾颓，或争论天下大势，却鲜少提及这北方“玄鼎”的种种见闻。
他心中疑惑更深。此地与他处截然不同，官吏行事干练，少见倨傲之色；市井百姓言谈间，竟常提及《大同律》与“府主”，语气中带着一种他处难见的坦然，而非畏惧。这让他对那部传说中的《大同典要》和主持朔方廉政风暴的徐庶，产生了浓厚兴趣。
这一日，弘文馆例行的“经义研讨”上，一位来自荆州的士子，慷慨激昂地论述着“尊王攘夷”、“严华夷之辨”的道理，言语间对河套“胡汉杂处”、“同堂共学”的情形颇有微词。
潘濬本不欲多言，但听到那士子引经据典，将“玄鼎”之策批为“自毁长城，取祸之道”时，他忍不住皱起了眉头。他刚经历荆州变乱，目睹了所谓“同族”之间的倾轧与背叛，对那套空洞的“华夷大防”已心生厌倦。
正当他欲出言辩驳时，一个清朗平和的声音自堂外响起：
“这位先生高论，庶，不敢苟同。”
众人循声望去，只见徐庶一身青袍，缓步走入堂内。他先对主讲的老儒微微颔首致意，随后目光落在那位荆州士子身上，语气平静无波：
“先生言必称三代，法必效周礼。敢问，三代之时，莫非真如先生所言，壁垒分明，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周公制礼，亦言‘明德慎罚’，‘怀柔远人’。孔子亦云：‘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何以到了先生口中，便只剩下了‘严防’二字？”
那士子一愣，梗着脖子道：“此一时，彼一时！当今胡虏势大，屡犯边塞，岂能不慎？”
徐庶微微摇头：“慎之有道。以力拒之，是为下策；以利诱之，是为中策；以法束之，以利导之，以教化之，使之与我共生共利，方为上策。”他环视在场众人，声音清晰，“我‘玄鼎’境内，胡汉百姓，皆需遵守《大同律》，此乃‘以法束之’；授田垦荒，交易互市，各得其所，此乃‘以利导之’；蒙学堂内，同习文字，共明事理，消弭隔阂，此乃‘以教化之’。先生只见其‘杂’，未见其‘融’；只见其‘形’，未见其‘神’。敢问，是数百年来边塞烽火不断、尸横遍野更好，还是如今这河套之地，百姓安居、商旅通行更好？”
他一番话，条分缕析，既引经典，又结合现实，将那士子驳得面红耳赤，哑口无言。堂内其他士子，也大多露出思索神色。
潘濬在一旁静静听着，眼中异彩连连。他久闻徐庶之名，今日亲见其风姿气度，果然名不虚传。更令他心折的，是徐庶话语中那种立足于现实、追求实效的务实精神，与南方士林常见的空谈玄理截然不同。
研讨结束后，徐庶并未立刻离去，而是走向潘濬，拱手道：“这位想必是荆州潘承明先生？庶，久仰了。”
潘濬连忙还礼：“败军失土之人，不敢当徐御史‘先生’之称。”
徐庶淡然一笑：“天下纷扰，非一人之过。承明先生能北来，便是有心人。不知先生观我河套气象，有何见教？”
潘濬沉吟片刻，坦诚道：“秩序井然，生机勃勃，确与中原、江南不同。尤以律法之威严，官吏之清明，令人惊叹。只是……”他顿了顿，“只是这‘不立帝王，唯行府制’……恕濬直言，亘古未见，恐非长久之道。无君臣纲常以维系，终似沙上筑塔。”
徐庶并未反驳，只是问道：“那依先生之见，何为长久？是如汉室般，外戚宦官轮流擅权，终致天下大乱？还是如曹操般，挟天子以令诸侯，行那寡廉鲜耻之事？亦或是如孙权、刘备般，割据一方，争那虚妄之正统？”
他目光清澈，看着潘濬：“我‘玄鼎’所求，非一家一姓之长久，乃万民共生之长久。府制或许稚嫩，或许前路坎坷，但它在尝试回答一个问题：若这世间，没有了皇帝，我们该如何更好地活下去？ 这条路，或许艰难，但总需有人去走。承明先生以为呢？”
潘濬浑身一震，徐庶的话，如同重锤，敲击在他固有的认知壁垒上。他张了张嘴，却发现自己无法回答。是啊，旧的秩序已然崩坏，新的道路为何不能尝试？
就在徐庶于弘文馆内与南来士子进行思想交锋，试图“澄清浊流”之时，刘圭的内卫却在流民中，发现了一些不和谐的“暗涌”。
几名自称来自荆州的溃兵，在安置营地内，并非像其他人一样急于寻找生计，而是四处打探军情，尤其对飞狼营的驻防、粮仓的位置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兴趣。内卫不动声色，暗中布控。
同时，在边境集市，一些新来的商贩，在交易之余，也在悄然散播着一些耸人听闻的谣言。
“听说了吗？‘玄鼎’府主并非真命，乃是妖星转世，其所行之法，皆是乱世妖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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