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很复杂，”潘濬总结道，“并非单一政策可以解决。有的地方，定额确实过高，工匠疲于奔命；有的地方，则是协作机制不畅，能者多劳却未多得；还有的地方，旧有‘大锅饭’思想根深蒂固，对新的考核有抵触。”
徐庶指着几份报告：“关键在于，我们的‘公平’，在过去更多地被理解为‘结果均等’。这在一定阶段激发了热情，但长久来看，抑制了能者、勤者的积极性，也纵容了惰性。如今需要引入的，是‘机会公平’与‘贡献匹配’的原则。”
“然则，如何衡量‘贡献’？”一位年轻官员质疑，“工匠的产量易计，农夫的收成可量，但官吏的辛劳、教师的教化、医师的仁术，又该如何量化？若只重可量化的‘实绩’，是否会导致人人追逐短期功利，而忽视那些重要却难以计量的长远之事？”
这正是最棘手之处。张明远听取了全部争论后，提出了指导原则：
“第一，承认差异。人的能力、勤惰有不同，贡献自然有大小。我们的制度，不是要消灭差异，而是要确保差异源于合理的贡献，而非特权或掠夺。
第二，多元评价。不同领域，采取不同的考核方式。生产部门可侧重量化指标，但需辅以质量、创新、协作等软性评价。行政、教育、医疗等部门，则需建立以服务对象评价、同行评议、上级综合考评为核心的体系。
第三，动态调整。定额、评价标准、奖励方式，并非一成不变，需根据实际情况定期复核修订。
第四，也是根本，”张明远加重语气，“无论制度如何细化，必须牢牢守住底线：基本的生活保障、平等的晋升机会、对贪渎和特权的零容忍。不能让对‘效率’的追求，滑向对‘公平’基石的根本性破坏。”
新的调整方案，比初版复杂了许多，更像一套组合拳，试图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搭建更坚固的桥梁。推行之初，必然会有不理解、不适应，甚至新的问题。但张明远知道，这是新制度从浪漫理想走向成熟务实必经的阵痛。
新政与旧弊，在每个势力内部交织上演。曹丕用制度的倾斜换取眼前的稳定，埋下了长远的阶层固化隐患；诸葛亮以极大的耐心和智慧维系着脆弱的平衡；而“玄鼎”，则在痛苦的自我革新中，试图趟出一条兼顾理想与现实的独特道路。天下竞争的胜负手，越来越取决于谁能更好地解决自身内部的矛盾，并为治下的人民提供更优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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