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兴五年（公元227年）春，一份来自益州、辗转数月才送至逐鹿城的密报，在决策堂内激起了千层浪。绢帛之上，只有寥寥数字，却重若千钧：
“蜀相诸葛亮，上表出师，屯兵汉中，蓄势待发。北伐，在即。”
成都北郊，北伐大军誓师之所。旌旗猎猎，甲光映日。高台之上，丞相诸葛亮羽扇纶巾，面容清癯而肃穆，面对台下肃立的数万将士，朗声宣读《出师表》。言辞恳切，追思先主，痛陈汉贼不立，王业偏安，字字泣血，句句锥心。
“……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穿透人心的力量，在旷野中回荡。台下将士，无论老兵新卒，无不眼眶泛红，握紧了手中的兵器。夷陵之败的阴霾，在这些年的休养生息与诸葛亮的悉心治理下，已渐渐被一种悲壮而坚定的复仇与复兴之志所取代。
此次北伐，诸葛亮筹划已久。南中平定，后方稳固；劝农讲武，粮械渐充；联吴外交，虽无实质援助，却也暂时稳住了东线。他深知，以弱伐强，必须出奇制胜，更需抓住时机。曹丕新丧（黄初七年，公元226年，曹丕病逝），其子曹叡（魏明帝）年幼继位，辅政大臣曹真、司马懿等人或需时间整合内部。而北方的“玄鼎”虽与曹魏对峙，却并无大规模南侵迹象，甚至可能与曹魏达成了某种程度的默契。这或许是蜀汉北伐，打破僵局的唯一机会。
诸葛亮的目标明确：兵出祁山，攻略陇右，切断曹魏与凉州的联系，若得陇右，则进可窥伺关中，退可倚仗山河之固，蜀汉的战略态势将极大改善。为此，他任用赵云、邓芝为疑兵出斜谷，吸引曹魏主力，自统大军以马谡为先锋，出祁山，直指天水、南安、安定诸郡。
蜀汉北伐的消息，如同一声惊雷，在洛阳皇宫炸响。年轻的皇帝曹叡（时年二十二岁）接到急报，初时不免有些慌乱。先帝新丧，自己即位不久，威望未立，外有“玄鼎”虎视眈眈于北，今蜀寇又大举来犯于西。
朝堂之上，争议顿起。有大臣认为蜀汉国小民疲，不足为虑，当集中精力防备北方大敌；也有人认为诸葛亮善于用兵，不可轻视，当派遣大将迎击。
关键时刻，大将军曹真与抚军大将军司马懿站了出来。曹真慨然请命：“陛下勿忧！蜀中蕞尔小国，纵有诸葛亮，又能如何？臣愿亲率关中之众，前往破敌！”
司马懿则更为沉稳，他出列分析道：“陛下，诸葛亮积年经营，此番北伐，志在必得。其兵出祁山，意在陇右。陇右若失，则西凉震动，关中侧翼受胁，非同小可。确需遣大将御之。然北方‘玄鼎’，虽暂无动作，却不得不防。臣以为，可分兵御之：遣曹大将军西进，督关右诸军，迎击诸葛亮。臣请驻军宛城，总督荆、豫诸军事，一则可为曹大将军后援，二则严密监视东吴动向，三则……亦可向北施加压力，使‘玄鼎’不敢妄动。”
曹叡见两位重臣皆有担当，心下稍安，点头允诺：“便依二位爱卿所言。曹真为大都督，督张合、郭淮等，率军西拒诸葛亮。司马懿都督荆、豫，镇守宛城，相机行事。务必击退蜀寇，扬我国威！”他顿了顿，看向北方，补充道，“传令并州、幽州边镇，严密戒备，谨防北虏趁火打劫。”
当蜀汉北伐、曹魏分兵应对的详细情报通过“蛛网”汇集到逐鹿城时，决策堂内的气氛变得微妙而活跃。
“诸葛亮……终于动了。”徐庶放下情报，语气复杂。他曾与诸葛亮共事，深知其才，更明白此番北伐，是蜀汉积攒多年国力的奋力一搏，亦是凶险无比的豪赌。
潘濬迅速分析局势：“曹魏西线压力骤增，曹真、张合等宿将西调，中原腹地兵力相对空虚。司马懿坐镇宛城，看似针对东吴，实则亦是对我等的牵制。然其兵力分散，注意力被拉扯，确是我等扩大影响的良机。”
李顺早已按捺不住：“府主！还等什么？曹魏西边打仗，咱们东边正好动手！就算不直接开战，把上次议和时候含糊的地界彻底拿回来也行啊！”
就连荀恽，在旁听（他作为客卿被允许列席非核心军事会议）时，也忍不住开口道：“曹叡年幼，主少国疑，今外有强敌压境，内部未必没有动荡之机。或可从其内政民生入手……”
张明远听着众人的议论，目光在地图上陇右、关中、宛城、洛阳之间游移。他深知，这是一个重要的战略窗口期。直接大规模开战，风险依然巨大，且可能促使曹魏与蜀汉暂时妥协，甚至与东吴联合，将矛头先对准“玄鼎”。这绝非上策。
“诸位，”张明远开口，压下议论，“诸葛亮北伐，是天下之变，亦是我等之机。然我辈行事，当谋定而后动，不争一时之血气。”
他下达指令，思路清晰：
“第一，军事上，边境各部进入二级戒备，加强巡逻与演练，摆出威慑姿态，但严禁主动越境挑衅。可令秃发叱木部骑兵，在并州北部进行较大规模的‘秋季演武’，动静搞大些，务必让曹魏北疆守军紧张，牵扯其部分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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