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看看券吗？”
中年男人从随身的黑色人造革包里摸出几张国库券。浅蓝色的纸张，印着国徽和面值，盖着红章。
林卫东接过来仔细看。是真的。他对国库券太熟悉了，前世下岗后，他倒腾过一段时间这玩意儿，练出了眼力。
“我要一百五十块的，85年的。”林卫东说。
中年男人算了算：“一百五十元面额，92%收，138块。给现钱？”
“现钱。”林卫东从怀里掏出钱，数出138元。这是他全部的本金，加上刚子的五十，还剩十二块钱吃饭住宿。
交易很快完成。中年男人点了点钱，塞进内衣口袋，又把三张国库券递给林卫东：“小伙子，从外地来的？”
“嗯，滨城。”
“第一次干这个？”
林卫东笑了笑，没回答。
中年男人也笑了，露出一口黄牙：“看你挺懂行。要不要留个联系方式？以后有货，我优先给你。”
“怎么称呼？”
“姓李，他们都叫我老李。”中年男人递过来一张纸条，上面用钢笔写着一个电话号码，“静安寺邮电局的，打电话说找李会计，他们会喊我。”
林卫东收下纸条：“我姓林。过两天可能还来。”
离开那条街，刚子才敢大口喘气：“就这么简单？138块换150块的券？”
“简单？”林卫东摇头，“这才刚开始。咱们得在明天下午前赶到温州，找到收购的人，把券换成钱。晚一天，价格可能就变了。”
“那现在去哪？”
“去火车站，买今晚去温州的票。”
两人又挤上公交车。傍晚的上海华灯初上，外滩的万国建筑亮起灯光，黄浦江上轮船鸣笛。这一切在1988年已经足够繁华，但在林卫东眼里，还是太“旧”了。
没有东方明珠，没有金茂大厦，没有陆家嘴的摩天楼群。现在的浦东还是一片农田和棚户区。
“卫东，你看那边！”刚子突然指着窗外。
路边一家店铺门口排着长队，人们手里拿着钞票和粮票，翘首以盼。店铺招牌上写着“凯司令西点”。
“他们在买什么？”
“蛋糕。”林卫东说，“上海人爱吃西点。等以后有钱了，带你去吃红宝石的鲜奶小方。”
“那得多少钱？”
“八毛钱一块。”林卫东记得很清楚，因为他前世第一次来上海，就排了半小时队，给妹妹买了两块。妹妹舍不得吃，放在橱柜里看了三天，最后都长毛了。
刚子咂咂嘴：“乖乖，八毛钱，够买四斤大米了。”
到了火车站，林卫东让刚子守着行李，自己去售票窗口。晚上去温州的火车只有一趟，晚上十点发车，明天早上六点到。硬座票十四块五一张，两张二十九块。
买完票，林卫东身上只剩三块钱了。
“走，吃饭去。”他拉着刚子找到火车站旁边的一家小面馆。
面馆里挤满了旅客，墙上的小黑板用粉笔写着：阳春面一毛二，肉丝面两毛五，大排面三毛。
“两碗阳春面。”林卫东掏出两毛四分钱。
“卫东，咱吃个肉丝面吧，我请你。”刚子说着要掏钱。
“省着点。”林卫东按住他的手，“等从温州回来，咱们吃大肉面，加两个荷包蛋。”
面很快端上来。清汤，葱花，几滴猪油，细细的面条。刚子呼噜呼噜几口就吃完了，连汤都喝得一滴不剩。
“真香。”他抹抹嘴，“上海的面就是不一样。”
林卫东笑了笑，慢慢吃着自己那碗。他知道，这只是开始。等赚到钱，他们能吃更好的，住更好的，穿更好的。
但前提是，明天在温州的交易必须顺利。
吃完饭，两人在候车室找了个角落坐下。刚子靠着行李打盹，林卫东却睡不着。他掏出那个小本子，借着昏暗的灯光继续写。
“7月19日抵沪，购国库券150元面额，成本138元。晚10点火车赴温州。”
“明日抵温后，需尽快找到收购方。目标：至少100%价格出手，毛利12元。扣除成本，净利润约5-6元。”
“关键点：1.确认温州收购价格是否仍为100%；2.找到可靠收购方，避免假钞或抢劫；3.确保当天能拿到现金。”
写到这里，林卫东顿了顿，又加上一行：“若顺利，此次探路成功。下一步：筹集更多本金，扩大规模。目标：一周内赚到父亲医药费（约400元）及妹妹学费（120元）。”
他合上本子，看向候车室。昏暗的灯光下，挤满了等车的人。有带着铺盖卷的民工，有抱着孩子的妇女，有穿着西装提着公文包的干部，还有像他们一样年轻的、眼里闪着光的闯荡者。
这是一个充满饥饿感的时代。人们对金钱、对机会、对更好生活的渴望，赤裸裸地写在脸上。
林卫东摸了摸贴身口袋里的国库券。这三张浅蓝色的纸片，此刻承载着全家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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