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息是午后传开的。
起初只是码头上几个报童尖着嗓子喊“号外”，像往常一样。
但渐渐地，那喊声里的内容变了调子，从“华北大捷”的虚妄变成了“日军五万合围太行”的冰冷现实。
买报的人多了起来，茶馆里说书先生停了醒木，拉黄包车的汉子在街角聚成一堆，识字的人低声念着，不识字的人踮脚听着。
等到日头偏西时，整个重庆都知道了。
希望基金的院子里，午后的阳光斜斜照进来，本该是工坊最忙碌的时候。
何三姐正领着十几个女工，围在新到的两台美国胜家牌缝纫机前，一个华侨带来的技术员正磕磕绊绊地用中文讲解着怎么穿线、怎么调针距。
机器是半新的，上过油后运转起来发出轻快的“嗒嗒嗒嗒”声，在安静的院子里格外清晰。
张万财站在仓库门口，看着工人小心翼翼地将那些车床、铣床的部件搬进来。他手里拿着陈公望给的那份烫金目录，一项项核对。
偶尔抬头看看天色，眉头皱着——不是担心清点，是担心别的什么。
阁楼上，贾玉振正在写东西。
不是《未来之书》，是一份给资源委员会宋怀远的信，关于如何利用这批设备建立一个小型“战时工业技术培训中心”的方案。
苏婉清在一旁整理各地读者的来信，按内容分类：询问识字班如何开办的，报告当地“希望”小组活动情况的，诉说生活艰难的，还有几封从沦陷区辗转寄来的密信。
窗外的喧嚣就是这时候涌进来的。
先是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阿四几乎是撞开院门冲进来的。
少年跑得满脸通红，额头上全是汗，手里攥着一张刚出的《中央日报》号外。
“先生！出大事了！”阿四喘着粗气，声音都在抖，“太行……太行那边……”
贾玉振放下笔。苏婉清已经站起身，接过那张报纸。
头版头条是黑体加粗的标题：《华北日军发动“五一大扫荡”集中五万兵力合围太行、冀中》。
副标题更刺眼：“八路军某部掩护群众转移，激战三昼夜，伤亡惨重。”
下面是小字报道，记者显然也是刚刚收到电报稿，行文仓促凌乱，但几个数字触目惊心：“据不完全统计……日军动用毒气部队……数十村庄被焚……平民伤亡逾万……目前战况仍在持续……”
院子里安静下来。
缝纫机的“嗒嗒”声停了。搬机器的工人站在原处。
所有人都看着阁楼方向。
贾玉振走下楼梯，从苏婉清手里接过报纸。
他看得很慢，一个字一个字地看。
阳光从西窗照进来，正好打在他脸上，那张平日里总是沉静的脸，此刻绷得很紧，下颌线条像刀刻出来的一样。
“先生……”何三姐小声开口，声音发颤，“这……这是真的？”
贾玉振没说话。
他把报纸折起来，递给张万财。
“让大家先把手头的活停一停。阿四，去请胡风先生过来。”
命令下达，院子里却没人动。女工们围拢过来，年纪小的已经开始抹眼泪。
一个梳着两条辫子的姑娘，叫小梅，才十七岁，是从河北逃难来的，她突然“哇”一声哭出来：“俺娘……俺娘还在冀中啊……”
这一哭，像打开了闸门。
院子里顿时一片低泣。
何三姐红着眼眶去搂小梅，自己的眼泪也掉下来。
就在这时，院门外传来汽车刹车的声音。
然后是皮鞋踩在青石板上的清脆声响，不紧不慢，带着一种与这院子里的悲怆格格不入的节奏。
门被推开了。
进来的是拉奥·夏尔马，还是那身笔挺的灰西装，金丝眼镜，手里拿着个皮质公文包。
他身后跟着两个中国官员，都是熟面孔——市政府的办事员。
还有一个扛着相机的美国记者，以及一个拿着笔记本的年轻翻译。
拉奥扫了一眼院子里的景象——哭泣的女工，沉默的工人，弥漫的悲戚——嘴角几不可察地向上弯了弯。
他转头用英语对记者说了句什么，记者耸耸肩，相机挂回肩上。
“贾先生，我们又见面了。”拉奥这次用了中文，虽然口音生硬，但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
“我奉大使馆之命，来‘检查’美援物资——也就是那批华侨捐赠的设备——的实际使用情况。
毕竟，我国政府需要确保援助物资得到有效利用，而不是……”他顿了顿，目光扫过那些缝纫机、半开的工具箱，“堆在院子里积灰。”
他的语气温和，甚至算得上礼貌。
但那种高高在上的审视意味，像一层薄冰覆盖在话语表面。
张万财上前一步：“夏尔马先生，设备今天刚运到，我们正在清点登记。这是正常流程。”
“当然，当然。”拉奥点点头，却迈步朝工坊走去。
他走到那两台缝纫机前，俯身看了看，用英语对记者说：“看看，这就是亚洲的‘工业起步’——用美国人三十年前发明的机器，学着缝补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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