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围的社员顿时炸开了锅，七嘴八舌地帮聂红玉说话。张大妈从怀里掏出自己的工分本，翻开给大家看：“你们看！我上个月给我孙子看水痘，请假 2 天，李秀莲就扣了我 20 个工分，为啥红玉请假 3 天，要扣 50 个？这不是双标是啥！” 小栓子也挤过来说：“红玉姐请假那三天，炊事班的活我和张大妈都帮着干了，粥熬得比平时还稠，团子也没少做，根本没影响生产！” 二队的李大叔更是直接，指着李秀莲的鼻子：“你还好意思说集体？去年你给你侄子多记了 30 个工分，队里谁不知道？你咋不说自己搞特殊化！”
李秀莲被怼得脸一阵红一阵白，手里的算盘珠都快被捏碎了。她想反驳，可周围的人你一言我一语，全是帮聂红玉的，她张了张嘴，半天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最后索性耍起无赖：“我扣谁的工分不用你们管！我是妇女主任，这是我的职责！聂红玉要是不服，就去公社告我！我倒要看看，公社是帮你这个地主家的媳妇，还是帮我这个妇女主任！” 她说着，转身就想走，路过聂红玉身边时，还故意用肩膀撞了她一下，聂红玉没防备，踉跄着退了两步，幸好被身后的王婶扶住了。
聂红玉稳住身子，心里却一点不慌 —— 她早料到李秀莲会找机会报复。上次送柳氏去医院时，她特意让医生开了病假证明，上面写着 “柳氏，女，58 岁，确诊急性支气管哮喘，需家属陪护 3 日，建议休息调养”，盖着公社医院的红章，她叠得整整齐齐，放在家里的木箱底层，就怕有这么一天。
她先去找张云生。队部办公室里，张云生正对着一本工分册叹气，册子里夹着不少纸条，都是社员反映工分有误的。看到聂红玉进来，他放下册子，揉了揉眉心：“红玉，我知道你委屈，可李秀莲是妇女主任，工分统计归她管，我之前跟她争过，她说这是‘按政策办事’，我也没法子……” 聂红玉把病假证明递过去，又翻出自己的考勤表：“张队长，我不是要跟她争，是要个公道。我娘是急病，不是故意旷工；我请假前跟您报备过，炊事班的活也没耽误，她扣我 50 个工分，还拿成分说事，这根本不是按政策，是公报私仇。”
张云生接过证明，仔细看了看，又翻了翻工分册，叹了口气：“你说的我都懂，可李秀莲背后有钟守刚撑腰，我这个队长……” 他话没说完，却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条，上面写着 “李秀莲侄子李狗蛋，六月多记 25 分；七月多记 18 分”，“这是我偷偷记的，之前想跟公社反映，可没敢。红玉，你要是真想去公社，就把这张纸条也带上，说不定能帮上忙。” 聂红玉接过纸条，心里一阵暖流 —— 张云生虽然胆小，却还是个明事理的。
去公社的路有五里地，秋阳晒得地面发烫，聂红玉走得又急，鞋底很快就磨破了，脚腕也酸得发沉。路边的玉米地已经收割了一半，剩下的玉米秆歪歪扭扭地立着，风一吹，“哗啦” 响，像在替她鸣不平。她攥着怀里的病假证明和纸条，手指因为用力而发白 —— 这不仅是 50 个工分的事，更是她在队里的立足之本，要是这次认了，以后李秀莲和钟守刚只会更欺负她。她想起沈廷洲临走前说的 “别怕，天塌了有我”，脚步又快了几分。
公社办公室的门虚掩着，聂红玉轻轻敲了敲，里面传来汤书记的声音：“进来。” 推开门，一股淡淡的墨香和老茶香扑面而来。汤书记坐在旧木桌后，桌上堆着厚厚的春耕总结报表，最上面的一张写着 “红旗生产队：秋粮收割进度 70%，需加快”，他手里握着支钢笔，笔尖还沾着墨。看到聂红玉，他愣了愣，放下笔，指了指桌前的木凳：“红玉同志，你咋来了？是柳氏的病又反复了？”
聂红玉把工分榜的事、李秀莲的刁难、张云生给的纸条，还有病假证明一起递过去，条理清晰地说：“汤书记，我娘急性哮喘，我请假 3 天送她去医院，这是医院开的证明；李秀莲不仅按旷工扣我 50 个工分，还拿我娘的成分说事，她侄子却多次多记工分，这是张云生同志记的证据。50 个工分能换 5 斤玉米面，够我们娘仨吃小半个月，要是真扣了，这个冬天我们就得饿肚子。”
汤书记拿起证明和纸条，仔细看了一遍，脸色渐渐沉了下来。他把钢笔往桌上一拍，墨水滴在报表上，晕开一小片黑：“太不像话了！李秀莲这是滥用职权，公报私仇！扣工分是为了规范生产，不是让她用来报复人的！还拿成分说事，现在都啥时候了，还搞这套！” 他当即拿起笔，写了张复议通知书，上面写着 “兹派公社干事王建国、刘芳，前往红旗生产队调查聂红玉工分被扣一事，务必公正处理”，盖了公社的红章，“红玉同志，你放心，明天一早就让他们去，肯定给你个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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