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围的社员顿时炸开了锅,七嘴八舌地帮聂红玉说话。张大妈从怀里掏出自己的工分本,翻开给大家看:“你们看!我上个月给我孙子看水痘,请假 2 天,李秀莲就扣了我 20 个工分,为啥红玉请假 3 天,要扣 50 个?这不是双标是啥!” 小栓子也挤过来说:“红玉姐请假那三天,炊事班的活我和张大妈都帮着干了,粥熬得比平时还稠,团子也没少做,根本没影响生产!” 二队的李大叔更是直接,指着李秀莲的鼻子:“你还好意思说集体?去年你给你侄子多记了 30 个工分,队里谁不知道?你咋不说自己搞特殊化!”
李秀莲被怼得脸一阵红一阵白,手里的算盘珠都快被捏碎了。她想反驳,可周围的人你一言我一语,全是帮聂红玉的,她张了张嘴,半天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最后索性耍起无赖:“我扣谁的工分不用你们管!我是妇女主任,这是我的职责!聂红玉要是不服,就去公社告我!我倒要看看,公社是帮你这个地主家的媳妇,还是帮我这个妇女主任!” 她说着,转身就想走,路过聂红玉身边时,还故意用肩膀撞了她一下,聂红玉没防备,踉跄着退了两步,幸好被身后的王婶扶住了。
聂红玉稳住身子,心里却一点不慌 —— 她早料到李秀莲会找机会报复。上次送柳氏去医院时,她特意让医生开了病假证明,上面写着 “柳氏,女,58 岁,确诊急性支气管哮喘,需家属陪护 3 日,建议休息调养”,盖着公社医院的红章,她叠得整整齐齐,放在家里的木箱底层,就怕有这么一天。
她先去找张云生。队部办公室里,张云生正对着一本工分册叹气,册子里夹着不少纸条,都是社员反映工分有误的。看到聂红玉进来,他放下册子,揉了揉眉心:“红玉,我知道你委屈,可李秀莲是妇女主任,工分统计归她管,我之前跟她争过,她说这是‘按政策办事’,我也没法子……” 聂红玉把病假证明递过去,又翻出自己的考勤表:“张队长,我不是要跟她争,是要个公道。我娘是急病,不是故意旷工;我请假前跟您报备过,炊事班的活也没耽误,她扣我 50 个工分,还拿成分说事,这根本不是按政策,是公报私仇。”
张云生接过证明,仔细看了看,又翻了翻工分册,叹了口气:“你说的我都懂,可李秀莲背后有钟守刚撑腰,我这个队长……” 他话没说完,却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条,上面写着 “李秀莲侄子李狗蛋,六月多记 25 分;七月多记 18 分”,“这是我偷偷记的,之前想跟公社反映,可没敢。红玉,你要是真想去公社,就把这张纸条也带上,说不定能帮上忙。” 聂红玉接过纸条,心里一阵暖流 —— 张云生虽然胆小,却还是个明事理的。
去公社的路有五里地,秋阳晒得地面发烫,聂红玉走得又急,鞋底很快就磨破了,脚腕也酸得发沉。路边的玉米地已经收割了一半,剩下的玉米秆歪歪扭扭地立着,风一吹,“哗啦” 响,像在替她鸣不平。她攥着怀里的病假证明和纸条,手指因为用力而发白 —— 这不仅是 50 个工分的事,更是她在队里的立足之本,要是这次认了,以后李秀莲和钟守刚只会更欺负她。她想起沈廷洲临走前说的 “别怕,天塌了有我”,脚步又快了几分。
公社办公室的门虚掩着,聂红玉轻轻敲了敲,里面传来汤书记的声音:“进来。” 推开门,一股淡淡的墨香和老茶香扑面而来。汤书记坐在旧木桌后,桌上堆着厚厚的春耕总结报表,最上面的一张写着 “红旗生产队:秋粮收割进度 70%,需加快”,他手里握着支钢笔,笔尖还沾着墨。看到聂红玉,他愣了愣,放下笔,指了指桌前的木凳:“红玉同志,你咋来了?是柳氏的病又反复了?”
聂红玉把工分榜的事、李秀莲的刁难、张云生给的纸条,还有病假证明一起递过去,条理清晰地说:“汤书记,我娘急性哮喘,我请假 3 天送她去医院,这是医院开的证明;李秀莲不仅按旷工扣我 50 个工分,还拿我娘的成分说事,她侄子却多次多记工分,这是张云生同志记的证据。50 个工分能换 5 斤玉米面,够我们娘仨吃小半个月,要是真扣了,这个冬天我们就得饿肚子。”
汤书记拿起证明和纸条,仔细看了一遍,脸色渐渐沉了下来。他把钢笔往桌上一拍,墨水滴在报表上,晕开一小片黑:“太不像话了!李秀莲这是滥用职权,公报私仇!扣工分是为了规范生产,不是让她用来报复人的!还拿成分说事,现在都啥时候了,还搞这套!” 他当即拿起笔,写了张复议通知书,上面写着 “兹派公社干事王建国、刘芳,前往红旗生产队调查聂红玉工分被扣一事,务必公正处理”,盖了公社的红章,“红玉同志,你放心,明天一早就让他们去,肯定给你个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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