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是缅甸。内政部副部长觉敏中将身穿笔挺的军装，肩章上的将星熠熠生辉。他用缅语发言，声音低沉而缓慢：
“缅甸政府高度重视中缅执法合作。对于‘7·26’案件，缅方已经成立了联合调查组，与中方同事开展了有效合作。但我们必须指出，案件涉及的区域情况复杂，特别是掸邦北部地区，存在历史遗留的民族问题。”
他直视李副部长：“缅方注意到，中方证据指向塔昆和勐腊军。塔昆是缅甸公民，如果证据确凿，缅甸法律自会制裁。但勐腊军是缅甸的民族武装，涉及此类敏感问题，需要谨慎处理，避免引发不必要的冲突。缅方建议，对塔昆的追查应与民族问题脱钩。”
观察室里，陆振华低声道：“他们在设置防火墙——可以抓塔昆，但不能动勐腊军。”
杨洛神色不变：“意料之中。看李副部长如何回应。”
会议室里，李副部长沉稳回应：“中方始终坚持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我们追查的是犯罪，不是民族问题。无论涉案人员属于哪个组织，只要触犯法律，就应受到制裁。这符合所有国家的法治原则，也符合《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的精神。”
第一轮表态结束，进入实质磋商阶段。按照议程，接下来讨论具体的合作方案。
陆振华作为中方首席谈判代表，调出了一份详细的《湄公河流域“7·26”案件联合行动方案（草案）》。方案分为四个部分：情报共享机制、联合侦查安排、嫌疑人控制与移交、以及湄公河航道安全长效合作机制。
“基于现有证据和各国关切，”陆振华用流利的英语阐述，“我们建议采取‘分步实施、协同推进’的策略。第一步，四国警方成立联合指挥中心，共享所有涉案情报，实时更新塔昆及其核心成员的动向；第二步，在各自管辖范围内，同步对涉案人员采取控制措施——包括缅甸对岩吞、梭温及其手下，泰国对涉案律师和保护伞，老挝对关联官员和联络点；第三步，在证据确凿、条件成熟时，对塔昆实施联合抓捕。”
萨拉武上将立即提问：“联合抓捕的具体模式是什么？谁主导？在哪里进行？”
“根据国际惯例和各国法律，”陈默接过问题，“我们建议采取‘所在地管辖、其他方协助’的原则。如果塔昆在缅甸，由缅方主导抓捕，中方和其他方提供情报和技术支持；如果在泰国，由泰方主导；如果在老挝，由老方主导。所有行动都必须遵守所在国法律，并通过正式司法协助程序进行。”
这个回答既尊重了各国主权，又确保了行动的合法性。本扬少将点头表示同意，觉敏中将面无表情，萨拉武上将则在笔记本上记录着什么。
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各方就方案的每一个细节进行了激烈但专业的辩论。争论焦点主要集中在几个问题上：
第一，情报共享的范围和保密要求。泰方要求所有情报必须“脱密”后共享，缅方则担心情报泄露会引发国内政治问题。经过磋商，最终同意建立分级情报共享机制：基础情报四国共享，核心情报根据“需要知道”原则有限共享。
第二，行动协调的时间节点。中方希望尽快行动，防止嫌疑人逃窜或销毁证据；缅方强调需要“内部协调时间”；泰方则提出要“等待内部审查结果”。最终妥协方案是：一周内完成所有前期准备，包括法律文件、行动授权、人员部署等。
第三，也是最关键的，对塔昆的最终处置。中方坚持要求将塔昆引渡到中国受审，因为中国是主要受害国；缅方表示塔昆是缅甸公民，应在缅甸受审；泰方则提出如果塔昆在泰国被捕，泰国拥有属地管辖权。这个问题一时陷入僵局。
观察室里，杨洛通过加密耳机对李副部长说：“引渡问题可以先搁置，当务之急是抓捕。只要抓到人，后续的法律程序可以慢慢谈。”
李副部长会意，在会议上提出：“考虑到各国法律差异，我们建议对塔昆的处置问题，待抓捕成功后再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协商。当前的首要任务是防止其逃脱，将其控制归案。这点各国应该可以达成共识。”
这个务实的提议打破了僵局。三国代表经过短暂内部商议，均表示同意。
下午三点，会议进入最后阶段——起草联合声明。
外交部的法律专家、公安部的侦查专家、各国的随行顾问，围坐在会议室侧面的工作台前，逐字逐句推敲声明文本。每一条措辞都反复斟酌，既要体现合作的决心，又要照顾各方的敏感点。
“必须明确谴责这起针对平民的暴力犯罪。”
“需要强调合作是在尊重各国主权和法律的前提下进行的。”
“要体现湄公河沿岸国共同维护航道安全的承诺。”
“对后续合作机制要有具体表述，不能只是原则性声明。”
争论、妥协、修改、再争论。窗外天色渐暗，会议室里灯火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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