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六点，戈壁滩上的风还带着寒意。
杨洛今天换上了一身便于活动的深色夹克和登山鞋，背上一个简单的双肩包。包里装着笔记本、水壶、几块馕，还有市委办准备的牧区地图和资料。今天要去的是托里县牧区——克拉玛依最偏远的乡镇之一。
“杨书记，今天路远，我们要开四个小时车。”司机老马提醒道，“那边都是砂石路，颠簸得很。”
“没事，走吧。”杨洛坐上那辆半旧的越野车。
陪同的除了市委办副主任刘明，今天还多了市卫健委主任艾尔肯·吐尔逊——一位五十二岁的维吾尔族干部，精通双语，熟悉牧区情况。
车子驶出市区，很快进入戈壁。四月的北疆，戈壁滩上稀稀拉拉地长着些骆驼刺和梭梭草，远处能看到成群的羊在啃食刚冒头的嫩草。
“托里县有七个牧业乡镇，我们今天要去的是最远的铁力克乡。”艾尔肯指着地图，“全乡三千多人，哈萨克族占85%，牧民逐水草而居，最远的牧点离乡政府八十公里。”
“医疗条件怎么样？”杨洛问。
艾尔肯叹口气：“乡里有个卫生院，但只有三个医生，设备还是十年前的老设备。牧民生病，轻的自己扛，重的要骑马到乡里，再坐车到县医院。去年有个产妇在路上大出血，差点出事。”
杨洛在笔记本上记下：“牧区医疗——急需改善”。
车子在砂石路上颠簸了两个小时，前方出现了山脉的轮廓。“那是吾尔喀什尔山。”艾尔肯介绍，“铁力克乡在山脚下，夏季牧场在山里。”
又开了一个小时，终于看到了一片房屋。低矮的土坯房、几栋砖房、一个显眼的蓝色屋顶建筑——那是乡政府。
乡党委书记巴特尔已经在路口等候。四十多岁的哈萨克族汉子，脸被草原的风吹得黑红，穿着旧夹克，脚上是沾满泥土的胶鞋。
“杨书记！艾主任！”巴特尔大步迎上来，汉语带着浓重的口音，但很热情。
“巴特尔书记，辛苦你等候。”杨洛与他握手，感受到那双手粗糙有力。
乡政府会议室很简单，一张长条桌，几把椅子，墙上挂着地图和“脱贫攻坚成果展”的图片。巴特尔用不太流利的汉语汇报情况：
“铁力克乡，三百二十户，一千五百人。去年人均收入八千元，主要靠畜牧业。有羊三万只，牛两千头，马五百匹。问题是……”他顿了顿，“草场退化，年轻人外出，老人看病难，孩子上学远。”
“乡卫生院现在什么情况？”杨洛问。
“卫生院有房子，但没医生。”巴特尔说得直白，“原来的医生退休了，新来的大学生待了三个月就走了。现在只有护士，能打个针，发个药。”
“带我去看看。”
卫生院离乡政府不远，一栋平房，白墙已经发黄。走进去，药房里的药品很少，诊疗室只有一张桌子、一个听诊器、一个血压计。一个二十多岁的哈萨克族女护士正在整理病历。
“这是古丽娜尔，我们的护士。”巴特尔介绍。
古丽娜尔有些紧张地站起来，用生硬的汉语说：“领导好。”
“你好。”杨洛温和地问，“平时牧民来看病多吗？”
“多。感冒、拉肚子、关节疼……但很多病我看不了，只能让他们去县里。”
杨洛翻开就诊登记本。最近一个月有六十多人次就诊，但转诊到县医院的就有十五人。“最远的牧点过来要多久？”
“骑马要一天。”古丽娜尔说，“有时候病人来了，我们已经下班了。”
“卫生院晚上没人值班？”
“没有……我一个人，晚上不敢住这里。”
杨洛心里一沉。这就是基层医疗的现实——有机构，没人员；有房子，没设备；有需求，没能力。
“艾主任，这种情况在牧区普遍吗？”
艾尔肯点头：“很普遍。全市牧区五个乡镇卫生院，只有两个有全科医生。我们计划新建的牧区医院，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离开卫生院，杨洛提出要去最远的牧点看看。巴特尔有些为难：“杨书记，那个牧点在山上，路不好走，骑马要三个小时。”
“那就骑马。”杨洛毫不犹豫，“我会骑马。”
巴特尔安排了五匹马。杨洛、刘明、艾尔肯、巴特尔，还有一个向导——年轻的哈萨克族小伙叶尔江。叶尔江二十岁，初中毕业后留在牧区放羊，汉语说得不错。
骑上马，沿着山路向上。四月的天山北坡，阳面的雪已经融化，露出黄褐色的草地；阴面还有残雪，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杨书记，您骑马挺稳。”叶尔江夸道。
“在部队学过。”杨洛拉着缰绳，“叶尔江，你怎么没出去打工？”
“我阿塔（爸爸）腿不好，阿帕（妈妈）身体也不好，我要照顾他们。”叶尔江说，“而且我喜欢草原。就是……就是挣不到钱。”
山路崎岖，马走得很慢。两个小时后，眼前出现了一个山谷，谷底有条小溪，溪边散落着几顶毡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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