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数十册外文古籍，都是这几年，王黼通过犹太人商路网络，费尽周折从各方搜罗而来。
早在大唐与阿拉伯帝国的怛罗斯之战后，中国造纸术就流入了伊斯兰世界。
所以，这些书籍，都是纸张装帧，而非古老的羊皮卷。
不过，大中华的印刷术，还没流传过去，所以，所有书籍都是手抄本。
其中大多以阿拉伯文书写，间或有波斯文、甚至少量希腊文抄本。
至于书籍写的是什么内容，苏遁到现在都不知道。
当初拿到书，度过最初的兴奋劲后，苏遁很快发现，自己之前想得太简单了。
重金求购古书并不难，难的是，根本找不到能翻译这些书的人！
王黼是犹太人，可他从小接受汉学，连“先知书”上的希伯来文都看不懂，更别说其它文字了。
犹太社团里倒是有些人，因为经商需要，会说一点阿拉伯口语，但能阅读、书写的，一个也没有。
苏遁只能把目光，转向汴京城里，礼部鸿胪寺下辖的诸多“通事”身上。
元佑七年（1092）十一月，老爹苏东坡升职端明殿学士、礼部尚书，一直到出守定州前，都是礼部一把手。
按说自己找老爹要个小小的翻译，那不是手到擒来。
但苏遁哪敢啊！
自己立了军令状才一年多，又去“不务正业”，捣鼓这些“异端邪说”，要被老爹知道，那就完全信用破产了。
人无信不立，若在老爹和老叔面前信用破产，以后他们怎么敢放心把家族重担交给自己？
何况，他也怕把老爹被气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气出个病来就不妙了。
所以，苏遁只能用笨办法，新年前后，让高俅去“怀远驿”旁守株待兔。
本朝的几处国宾馆，光化坊的都亭驿，专门接待辽国使节；惠宁坊的都亭西驿，接待西夏使者；延秋坊的礼宾院接待回鹊、吐蕃、女真使臣；阖闾门外安州巷的同文馆接待高丽使臣；兴道坊的怀远驿，接待南番交州，西蕃龟兹、大食、于闻、甘、沙、宗哥等国贡使。（资料来源《东京梦华录》 卷六 元旦朝日）
元旦大朝拜，这些跟大宋有往来的国家，都会派出使者向大宋官家拜年。
使者住在国宾馆，负责翻译的“通事”就得陪同住着。
苏遁想的“守株待兔”，就是让高俅认准陪同大食贡使的“通事”，打听其个人信息，然后，自己直接上门，自报家门，让其帮忙。
作为翻译的“通事”只是吏员，连官员都不算，地位不高、前途有限，上升通道十分狭窄。
自己作为他顶头上司的顶头上司的衙内，屈尊折节，上门求教，那“通事”岂有不尽心尽力之理？
当然，想象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元佑八年的新年，并没有大食贡使入京。
所以，高俅也没能“守株待兔”到一名懂大食语言的翻译。
没能等到元佑九年的春节，老爹就被踢出了京城，找翻译的事，算是彻底落空了。
对了，元佑九年的年号，只用了三个月，就被小皇帝改为绍圣元年了。
可见小皇帝对元佑之治多么怨念。
苏遁和苏东坡合编的《元佑拼音字典》，被小皇帝禁了，也算常规操作了。
今年年初，大侄子苏寿娶了刘氏后，曾带着刘氏到惠州拜见叔翁苏东坡，苏遁趁机把这些外文书拿给这位侄媳妇观看。
但刘氏表示，自己一家人虽然是大食后裔，但除了诵读“真主启示”，并未系统学习过阿拉伯文书写，这些书对他们来说，如同天书。
苏遁也不想大张旗鼓地去广州番坊打听寻找翻译，以免引来不必要的注意，于是，这件事，就这么一直拖到了现在。
依苏遁所想，受过苏家大恩的番长辛押陁罗，无疑是翻译这些书籍最理想的人选。
他是土生土长的大食人，自然有深厚的母语根基；他在熙宁初年就来到了中国，去除海上奔波，在中国也居住了上十年了，平日能与官商各阶层打交道，汉文水平定然不低；再者，身为番长，见识广博，书中要是有什么深奥的学术知识，或许他也能理解并翻译。
就算他本人事务繁忙，无暇翻译，以其身份地位，推荐几位合适的翻译人才也非难事。
然而，辛押陁罗仔细翻阅了几本书后，面色逐渐凝重起来。
良久，他轻叹一声，将书册放回，摇了摇头，语气带着遗憾与实事求是的坦诚：
“小郎君，这些典籍……所载都是高深学问，涉及星象运行、数理推演、万物机理乃至灵魂思辨。老夫虽能勉强诵读其文，然其中精微奥义，不能尽解。”
“若要将其准确译为汉文，使之不失本意，又能为中原士子所理解……老夫实是力有未逮，不敢误人子弟。”
苏遁心中微沉，仍抱一线希望：“那……老丈可否引荐几位既通晓大食文墨，又深谙汉文典籍的唐帕？酬劳方面，尽可商量。”（宋· 周密 《癸辛杂识后集·译者》“今北方谓之通事，南蕃海舶谓之唐帕……皆译之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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