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被押送着，像一群被驱赶的牲口，在崎岖的山路上跋涉了不知多少日夜。脚上的草鞋早已磨穿，露出血肉模糊的脚底板，每走一步都钻心地疼。手腕上的绳索勒得更深，和汗水、血水黏在一起，散发出一种令人作呕的酸腐气。最初的恐惧和愤怒，渐渐被一种深入骨髓的疲惫和麻木所取代。
沿途的景象触目惊心。废弃的村庄冒着残烟，焦黑的断壁残垣无声地诉说着日寇的暴行。路边时不时能看到倒毙的难民尸体，苍蝇嗡嗡地围着打转，空气中弥漫着死亡和绝望的气息。我们也遇到了其他被抓来的壮丁队伍，个个面黄肌瘦，眼神空洞，如同行尸走肉。
“看这架势，鬼子是真要往这边来了。”万全压低声音，看着路边一具被炮弹炸得不成人形的尸体，脸色苍白，但眼神里却有一种异样的冷静，“国军这是要拉我们填防线。”
“填他娘！”二蛋啐了一口带血的唾沫，他昨天因为走慢了点，挨了押送兵一枪托，嘴角现在还肿着，“等老子拿到枪，第一个崩了那个狗日的连长！”
我沉默着，没有说话。眼前的惨状比保康县遭遇的扫射更具体，更震撼。战争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化作了这满目的疮痍和无处不在的死亡。我那把遗落在故乡的二胡，此刻想来，竟像是上辈子的物件，它所奏响的悲欢离合，在这真实的、大规模的死亡面前，显得如此苍白无力。
终于，我们被带到了一个位于山坳里的临时新兵补充营。这里与其说是军营，不如说是一个巨大的、混乱的难民营。到处是胡乱搭建的草棚和帐篷，污秽不堪，臭气熏天。成千上万像我们一样被抓来的壮丁，像沙丁鱼一样挤在一起，眼神里充满了茫然、恐惧和一丝对未来的绝望。
我们手腕上的绳索被解开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套套散发着霉味和汗臭的、破旧不堪的灰色军装，以及一个冰冷的编号。
“黄大山！以后你就是3675号！听见没有？”一个满脸凶相的军官拿着花名册，头也不抬地吼道。
“朱二蛋！3676号！”
“邓万全！3677号！”
我们失去了名字，变成了数字。
接下来的日子，被称为“新兵训练”。但这训练，与我们想象的截然不同。没有耐心的教导，没有循序渐进的适应，只有无穷无尽的斥骂、殴打和近乎残酷的体能消耗。
教官姓刘，是个脸上带着刀疤的凶狠老兵，我们都暗地里叫他“刘阎王”。他似乎以折磨我们为乐。天不亮，尖锐的哨声就像催命符一样响起，我们必须像弹簧一样从冰冷潮湿的地铺上弹起来，慢一秒钟，皮带和枪托就会毫不留情地落下。
队列训练是在泥泞的操场上进行的。我们这些习惯了山野自由的泥腿子，根本不懂什么立正、稍息、齐步走。动作稍有不对，刘阎王的皮鞭就会抽过来。二蛋因为性子直，动作僵硬，挨的打最多，背上很快就布满了纵横交错的鞭痕。但他咬着牙，一声不吭，只是眼神里的野性之火燃烧得更加炽烈，仿佛要将这一切都记下，等待爆发的那一天。
万全身体瘦弱，几次在烈日下的持枪站立中晕倒，每次都被一桶冰冷的、带着腥味的河水浇醒，然后继续训练。他不再看报纸，也没有报纸可看，但他那双眼睛却总是在观察，观察教官的习惯，观察营地的布局，观察那些军官们的做派。
而我，黄大山，那双曾经只会拉二胡、干农活的手，此刻要学习如何握枪，如何装卸那沉重冰冷的“汉阳造”老套筒步枪。子弹是珍贵的，实弹射击训练只有可怜的一次，每人三发子弹。我抱着那杆比我命还沉的铁家伙，学着瞄准，手指僵硬地搭在扳机上。脑海里浮现的，不是靶子，而是爹娘无助的脸，是日军飞机扫射的火舌，是路边那些残缺的尸体。这枪，将来要对准谁？我又能否扣得下扳机？
训练的核心，是“磨掉你们的匪气”和“培养对长官的绝对服从”。我们被命令在满是碎石的地上匍匐前进，直到手肘和膝盖血肉模糊；我们被逼着互相殴打，美其名曰“培养血性”；我们甚至被强迫围观一个试图逃跑的壮丁被当众枪决。那声枪响，像重锤一样砸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上，将最后一点反抗和逃跑的念头，彻底砸碎。
“看见没有？这就是逃兵的下场！”刘阎王恶狠狠地扫视着我们，“到了战场上，谁敢后退一步，老子亲自毙了他！”
饥饿和疾病是更大的敌人。每天的口粮少得可怜，通常是两个掺着沙子和糠皮的窝窝头，或者一碗能照见人影的稀粥。很多人开始拉肚子，发烧，但得不到任何有效的治疗。身体虚弱倒下的，就被像垃圾一样拖到营地角落，任其自生自灭。每天早上，都会有尸体被抬出去，草草掩埋。
我们三个紧紧抱团，像寒冬里互相依偎取暖的刺猬。二蛋会把偷偷藏下的、相对完整一点的窝窝头分给我们；万全会利用他识字的优势，偶尔帮文书打杂，换取一点额外的食物或药品；我则会在夜深人静，所有人都疲惫睡去后，用极低的声音，哼唱起熟悉的黄梅戏曲调。那微弱的、几乎听不见的旋律，成了我们在这人间炼狱中，唯一的精神慰藉，提醒着我们，我们曾经是人，有名字，有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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