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初八的午后，大队部会议室挤得满满当当。长条凳坐满了人，墙根下蹲着一排，连门口都围着抱孩子的妇女。苏念棠站在桌前，手里攥着连夜写好的材料，指尖微微发紧——这不是她一个人的稿子，是要带着全大队的经验去县里的“答卷”，容不得半点马虎。
“大伙静一静！”会计老周敲了敲桌沿，“念棠同志把咱们搞副业的事写成了材料，下个月去县里开会要用。今天请大家来，就是一起琢磨琢磨，该补的补，该改的改。”
苏念棠清了清嗓子，念起标题：“《自力更生，土法上马——红星大队风力磨豆机的研制与应用》……”
她念得慢，生怕漏了关键。可念着念着，会议室里渐渐活泛起来。念到“用废旧自行车零件改传动装置”时，铁柱“腾”地站起来：“对！那链条还是我从公社废品站淘的，当时磨了老板半天才肯便宜卖！”；念到“飞轮储能设计”，大牛也搭话：“飞轮的木盘是王大爷找的老枣木，沉得很，转起来稳当！”
原本单薄的文字，被大伙你一言我一语的回忆填得满满当当。念到豆腐干生产，李婶非要加上福山爷爷的熏制手艺：“松针和柏叶按三比一配，火候得盯着，差一点味儿就变了——这是老爷子的老本行，必须写上！”角落里的福山爷爷抽着旱烟，笑着补充：“就写‘老农经验搭着现代标准，才出好味道’。”
编织小组的部分更是热闹，春草拿着小本子逐条补充：编红五星是王大娘的主意，双层筐的隔板是她试了五次才调好的高度，编号用细柳条编才不容易磨掉……苏念棠埋着头记录，笔尖在纸上飞，手都快酸了。陆劲洲坐在旁边，偶尔提醒：“这里加个具体例子，更实在”“那里提句数据，更有说服力”。
一下午过去，几页纸的材料变成了厚厚一沓。最后苏念棠总结：“咱们的经验就三条——土法上马不贪大，标准先行抓质量，集体出力靠大伙。”话音刚落，老周带头鼓掌，掌声把窗户上的霜花震得都好像亮了些。
散会后，苏念棠看着满纸的字迹犯愁，陆劲洲接过笔：“我来整理，挑最生动的例子留，其余的做补充备注。”两人在煤油灯下忙到天黑，影子投在墙上，时而凑在一起争论，时而默契地低头书写。陆劲洲指着“用温度计测熏制温度”那行：“这个得留，体现咱们讲科学”；苏念棠指着“妇女们从家里走出来上工”：“这个也得留，这是大伙思想的变化”。
他们像打磨农具似的，一点点把材料磨得扎实又鲜活——这不是某个人的功劳，是整个红星大队的心血。
正月十二，扫盲班开课了，地点选在编织小组的仓库，白天编筐，晚上上课。公社中学的王老师戴着眼镜，说话温温柔柔，第一堂课就来了二十多个妇女，从十几岁的春草到五十多岁的王大娘，都拿着树枝在地上划字。
王老师从“人、口、手”教起，春草学得最认真，树枝在地上写得笔直，像编筐时的柳条；王大娘手指粗，握不住笔，就用树枝一笔一划地描，每晚都来得最早，走得最晚。“我要是识了字，食品厂的要求自己就能看，不用总麻烦别人念。”她的话，说出了所有人的心思——识字不只是认几个符号，是能自己看清路、跟上趟。
苏念棠也坐在下面学，虽然她认识字，却对有些繁体字生涩。王老师看她学得用心，课后拉着她说：“念棠，你识字多，往后你帮着辅导进度慢的，当半个老师吧。”“没问题！”苏念棠一口答应。
从此，扫盲班多了个“小老师”。每晚王老师教完新课，苏念棠就带着大伙复习，用磨豆子、编筐子的事举例子：“‘磨’字，左边是石字旁，右边是‘麻’，磨豆子得用石头磨，磨久了手会麻”“‘筐’字，竹字头下面是‘匡’，编筐得用竹子，还得编得方方正正像个框”。妇女们听得哈哈大笑，记字也快了不少。
这边扫盲班热热闹闹，那边苏念棠也没落下县里开会的准备。她把整理好的材料念给陆劲洲听，陆劲洲听得仔细，还拿出尺子和圆规，在稿纸边上画风车结构图、豆腐干生产流程图：“一图胜千言，这样听的人更容易懂。”
眼看开会的日子近了，苏念棠又犯了愁——该穿什么去？衣柜里最好的就是件洗得发白的蓝底白花衬衫，还是结婚时做的。陆劲洲看在眼里，没吭声。转天他去了趟公社，回来时手里拎着块深蓝色的劳动布：“这布厚实耐穿，请李婶给你做件中山装外套，开会穿得体面些，咱们代表的是红星大队。”
苏念棠摸着厚实的布料，心里暖烘烘的。李婶听说要做“开会穿的衣服”，格外上心，翻出压箱底的缝纫书比着裁，熬了两个通宵，做出来的外套合身又精神。苏念棠穿上身，春草围着她转了两圈：“念棠姐，你穿这个去县里，保管不丢咱们大队的脸！”
正月十五元宵节，大队里办秧歌汇演，各生产队都出了节目。豆腐干小组编了段快板《磨坊新事》，把磨豆子、熏豆腐的事唱得活灵活现；编织小组排了个小品《编筐记》，演的就是当初试编双层筐的趣事。轮到春草上台，她学着苏念棠的样子，叉着腰说“质量是红线”，台下的人笑得前仰后合：“像！太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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