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望者”的成功“劳务交换”，如同一块投入平静水面的石头，涟漪向外扩散的速度和范围，远超预期。报刊亭周边那片曾被血腥与猜忌笼罩的区域，开始悄然发生更深刻的变化。这变化，源于林墨那套“劳务-资源”交换体系的无形渗透，更源于幸存者们对“秩序”与“稳定”近乎本能的渴求。
那三具暴徒的尸体和随后确立的“安全走廊”、“协防”制度，如同在混乱的废墟上，强行划出了一块标有清晰规则的“飞地”。最初的恐惧过后，越来越多挣扎在生死线上的幸存者发现，只要遵守那些冰冷但明确的规则，在这块“飞地”内进行交易，就能获得相对安全的保障和可预期的回报。
老耿等首批“协防者”的示范效应开始显现。他们不仅自己获得了更稳定的物资和隐约的“特权”，他们的存在本身，也成了规则的活广告。其他幸存者看到，这些原本同样朝不保夕的人，因为遵循规则并提供有价值劳动，生活似乎有了一线微弱的改善。这种“改善”在末世背景下，拥有致命的吸引力。
于是，主动申请加入“协防”的人逐渐增多。林墨保持着严格的筛选，只吸纳那些信息记录良好、且经过一段时间观察证明其相对“安分”的个体。但他也适时调整了“协防”任务的范围和形式。
除了基础的观察报告，他开始发布一些简单的“劳务需求”。比如：清理某条“安全走廊”上新增的障碍物（倒塌的广告牌或废弃车辆）；在特定位置设置或维护简易的预警标识（如绑着空罐头的绊线）；甚至，收集指定类型的废弃材料（如特定规格的金属片、塑料布、完好的玻璃瓶等），用于报刊亭区域的简易加固和维护。
这些“劳务”通常不需要离开安全区太远，风险可控，但需要付出时间和体力。报酬则是额外的食物、药品，或者——对于贡献突出者——一次性的“特权”，比如指定某种急需物品（如一双合适的鞋子、一件厚外套）作为下次报酬的一部分。
这种将“规则维护”本身部分外包给遵守规则者的做法，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它赋予了“协防者”（以及后来一些虽然不是正式协防、但经常完成此类“劳务”的常客）一种微妙的“主人翁”意识。他们不再仅仅是被动接受保护和施舍的“客户”，而是成为了维护这片“安全区”正常运转的、微不足道却切实存在的“参与者”。尽管这种参与是被雇佣的、有代价的，但它带来了某种程度上的“归属感”和“责任感”。
秩序，因此得以扩张。它不仅依靠顶层的武力威慑，也开始建立在底层参与者基于自身利益的、主动的维护行为之上。报刊亭区域，逐渐从一个单纯的交易点，演变为一个拥有初步公共功能（安全通道、简易预警）、且部分由“居民”（虽然是流动的、临时的）参与维护的微型社区雏形。
这种秩序的扩张，甚至开始对周边其他幸存者群体产生辐射影响。
一些小型家庭或微型团体，原本在“血狼”和“守望者”的夹缝中艰难求生，现在开始尝试将报刊亭区域作为他们获取补给和信息的“安全市场”。他们虽然达不到“协防”的贡献标准，但通过严格遵守交易规则、不惹麻烦，也能相对安全地换取所需。他们的到来，带来了更多样化的信息（关于更偏远区域的零星情况）和少量的、以物易物的可能性（比如用捡到的还能用的打火机或小刀，交换食物）。
“守望者”在完成那次“取药”劳务后，与报刊亭背后的联系虽然依旧谨慎，但明显变得更为“务实”。他们不再仅仅通过单次信息换取物资，开始尝试进行更连续的、小批量的特定物资交换（比如用他们搜集到的、对林墨可能有用的电子元件或专业书籍，交换药品和工具）。这种交换，建立在彼此对规则和“契约”的认可之上，成为一种相对稳定的边缘性互动。
甚至连“血狼”这样的凶悍掠夺者，也受到了影响。他们虽然不敢再轻易靠近报刊亭核心区，但手下一些不那么核心的、饿急了的成员，开始偷偷摸摸地，伪装成普通幸存者，远远观察，甚至偶尔尝试用一些无关紧要的信息（比如哪个废弃超市已经被彻底搬空）换取一点食物。他们不敢暴露身份，行为也极其小心，但这种行为本身，就说明了报刊亭建立的“秩序”和“交易”模式，已经形成了某种吸引力，连掠夺者内部的底层成员也开始试图利用它来改善自身处境。
当然，秩序的扩张并非一帆风顺。偶尔仍有不信邪的、或饿疯了完全失去理智的独狼，试图抢劫或破坏。但“协防者”们的预警网络和快速响应机制（林墨和苏沐晴的远程狙击），使得这些事件往往在萌芽阶段就被扑灭，肇事者的下场也成为巩固规则的新案例。
渐渐地，一个以报刊亭为核心，以“安全走廊”为纽带，以“劳务-资源”交换为基础，层级分明（核心协防者、普通交易者、边缘接触者）、且拥有初步自我维持和扩展能力的微型“秩序生态”，在这片废墟上扎下了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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