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这儿头！那个自以为傲的群体，引进了不同手法去演绎着！
贰/标签与高墙：《当“我们”的文化成为一座孤岛》
我曾为自己编织了一件华丽的外衣，上面绣满了“晨型人”三个字。这件外衣曾是我的铠甲，让我在混沌的日常中感到秩序与优越。清晨五点的闹钟是我的号角，一杯黑咖啡是我的圣水，朋友圈里准点打卡的日出照片是我虔诚的献祭。我们，这群自诩为“时间的主人”，在大多数人沉睡之时，已然征服了崭新的一天。我们共享着一套独特的语汇：谈论着“黎明前的黑暗”，鄙视着“深夜的靡靡”，我们用“早睡早起”的律条，将自己与那个慵懒、拖延、效率低下的“他们”清晰地划分开来。这曾是我全部的安全感与骄傲所在——直到那个疲惫不堪的清晨，我发现自己站在镜前，凝视着那个眼神疲惫却强打精神的自己，一个尖锐的问题突然刺破了一切：我究竟是在拥抱一种健康的生活，还是仅仅沉迷于“晨型人”这个身份所带来的优越感？那件我曾以为象征着自律与进取的文化外衣，在那一刻，仿佛开始收紧，显露出它作为枷锁的本来面目。
我最初拥抱“晨型人”文化，如同迷航者望见灯塔。那是在一段人生颇为失序的时期，工作的压力和生活的琐碎让我感到对一切都失去了控制。偶然读到的关于成功人士早起习惯的文章，为我提供了一根救命稻草。它承诺的不仅是健康与效率，更是一种内在的秩序感，一种“走在时间前面”的心理优势。我开始小心翼翼地实践，起初的挣扎与困倦，在几天后感受到的清晨宁静与高效中被迅速冲淡。更重要的是，我找到了“组织”。在线上社群中，我们互相鼓励，分享心得，用“战友”相称。当我能轻松地在五点醒来时，一种清晰的边界感便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我是自律的、有追求的“我们”，区别于那些在闹铃中挣扎、在迟到边缘试探的“他们”。
这种群体归属感迅速发酵为一种文化上的骄傲。我们开始建构一套完整的“文化体系”。早起不再仅仅是早起，它被赋予了深刻的道德寓意：勤奋、克制、理性。与之相对，晚起则被悄悄与懒惰、放纵、缺乏人生规划挂钩。我们发明了自己的“仪式”：特定的冥想音乐、效率手册、甚至早餐食谱。我们有自己的“英雄谱系”，从富兰克林到科比，那些关于凌晨四点的故事被反复传颂。我们也有自己的“禁忌”，比如上午十点后讨论任何影视剧都会被视作“虚度光阴”的迹象。在这套日益精密的符号系统里，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认同感。每一次对外分享“晨型人”的益处，都像是一次自我价值的确认。我享受着旁人投来的钦佩目光，这目光不断强化着我的信念：我属于一个更优秀、更高级的群体。
然而，任何坚固的认同，往往始于对“他者”的界定。我们的文化骄傲，不知不觉地滑向了排他性。社群内的谈话，从分享积极经验，慢慢变成了对“夜猫子”生活方式的调侃与批判。“他们”被描述为缺乏自制力的、生活混乱的、与现代高效社会格格不入的落伍者。我们为自己筑起了一座高墙，墙内是阳光、自律与效率的净土，墙外则是沉沦、拖延与混沌的世界。这种划分带来了一种奇妙的安全感，仿佛我们掌握了某种真理，而墙外的人则需要被“启蒙”或“拯救”。回想起来，那种对自身生活方式的绝对自信，以及对异己者的不自觉贬低，正是文化骄傲最为危险的转折点。它让我们不再去理解生活的复杂性，而是满足于一种简单粗暴的二元对立。墙越垒越高，视野却越来越窄。
我的“晨型人”神话，在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冬日清晨崩塌了。前一夜，因为一个紧急的工作项目，我不得不通宵达旦。当清晨五点的闹钟如常响起时，我的身体发出了前所未有的抗议，头痛欲裂，心脏狂跳。然而，一种强大的惯性，或者说，是那种对“文化身份”的忠诚，驱使着我挣扎着爬起。我像完成仪式一样冲好咖啡，坐到书桌前，但大脑一片空白，效率为零。那一刻，我看到的不是自律，而是一个被规则奴役的、可笑的木偶。我忽然意识到，我所引以为傲的“文化”，已经变成了一套僵硬的“规训”体系。
法国思想家福柯所言的“规训权力”，在此刻得到了最生动的诠释。它并非来自外部的暴力压制，而是我们主动内化的一套行为准则和价值观。社群里的点赞、圈内的黑话、自我设定的目标，都成了无形的监督者，时刻评判着我的行为是否符合“晨型人”的身份。我早起，不再纯粹出于对清晨时光的喜爱，更多的是害怕跌落“神坛”，害怕被“我们”的群体所抛弃，害怕重新变回那个平庸的“他们”。这种自我规训，其精细与严苛，远胜于任何外部强制。它让我为了维持一个“文化标签”而忽视了身体最真实的信号，忽视了生活的本质需求。所谓的文化骄傲，其核心竟是一种深刻的不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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