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真正让我意识到蓉蕾对我而言意味着什么，是那个下雨的秋日。
那时我在公司遭遇了重大的挫折，负责的项目因为一个愚蠢的错误而失败，虽然主要责任不在我，但我仍感到前所未有的自我怀疑。周日，我拖着沉重的步伐走进书店，浑身湿透，失魂落魄。她看见我的样子，什么也没问，只是合上手中的书，站起身说：“走吧，带你去个地方。”
她撑开一把很大的黑色雨伞，我们挤在伞下，走进迷蒙的雨幕。她没有带我回她的公寓，而是领我穿过几条小巷，来到一座废弃的小教堂。教堂显然已荒废多年，彩绘玻璃残缺不全，长椅积着厚厚的灰尘，但穹顶的壁画依然依稀可辨——那是最后的审判，天使与魔鬼，救赎与沉沦。
“这里要被拆了，”蓉蕾的声音在空旷的教堂里产生轻微的回响，“下个月就要动工，建商业中心。”她走到祭坛前，抬头望着穹顶，“我小时候常来这里，那时管教堂的老神父还健在，他会告诉我每一幅壁画的故事。”
我在她身边坐下，雨水顺着发梢滴落。她开始讲述那些壁画的故事，讲但丁的神曲，讲圣经中的寓言，讲艺术如何试图解答人类永恒的困惑：我们为何在此？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何为善，何为恶？
“你看，”她指着穹顶中央那幅已斑驳的壁画，“那是大天使米迦勒，正在称量灵魂的重量。古老的观念认为，善的灵魂是轻的，可以上升至天堂；恶的灵魂是重的，只能坠入地狱。”她停顿了一下，转过头看我，“但这幅画最打动我的，不是善恶的分野，而是那个被称量的灵魂本身——悬在天堂与地狱之间，还未被判定，仍有无限可能。”
教堂外雨声潺潺，教堂内只有她平静的叙述声。我突然毫无预兆地哭了起来，数周来的压力、委屈、自我怀疑，在这一刻决堤而出。我没有发出声音，只是眼泪不停地流。蓉蕾没有安慰我，没有说“别哭了”或“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她只是静静地坐着，等我的泪水慢慢止住。
“重力，”等我平静下来，她轻声说，“不只是物理规律，也是一种隐喻。工作、人际关系、社会期望、自我怀疑——这些都是我们的重力。有时候，我们需要一场心灵的失重。”她站起身，走到教堂中央，仰面躺在地上，“来，躺下。”
我迟疑了一下，还是走过去，在她身边躺下。从那个角度仰望穹顶的壁画，视觉完全改变了。那些天使与魔鬼不再高高在上，而是悬浮在我们上方，仿佛我们正与他们一同漂浮在虚空之中。
“中学时，我第一次在这里躺下看穹顶，”蓉蕾的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那一刻我突然明白，视角决定了一切。站着看，我们是渺小的信徒，仰视神明；躺着看，我们与神明共处于同一空间。”她沉默了一会儿，“生活压垮你的时候，试着改变视角。躺着看，倒立着看，透过棱镜看，隔着泪眼看——世界会以不同的模样呈现。”
我们在那座废弃教堂的地板上躺了很久，直到暮色透过残破的彩窗渗入，在布满灰尘的地面上投下恍惚的光斑。离开时，雨已经停了，西天的云隙射出几道金光，整座城市像是被重新洗过一样清新。走到巷口，蓉蕾突然说：“你知道我为什么叫蓉蕾吗？”
我摇头。
“蓉是我母亲的姓，蕾是我父亲选的，寓意花蕾。”她笑了笑，那笑容里有种复杂的东西，“但他们在我五岁时就分开了。这个名字像他们失败婚姻的纪念碑，我曾经很讨厌它。直到后来学艺术史，看到敦煌壁画里那些未完成的线描，突然明白了——蕾，是未完成的状态，是可能性本身。一幅完成的画固然好，但未完成的线描里，有更多可能的方向，更多的‘假如’和‘也许’。”
她看着我的眼睛：“我们都是未完成的作品，在人生的画布上，我们都还只是线描。线描不必害怕画错，因为一切都还可以修改、覆盖、重新构思。”
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听她谈起自己的过去。她总是活在当下，谈论艺术、书籍、天空中奇特的云朵，却很少提及从前。但那一刻的袒露，让我觉得我们之间无形的墙又消失了一些。
随着时间推移，我们的周日约会内容也逐渐丰富。我们不再局限于书店，开始探索这座城市被遗忘的角落：午夜关闭的水族馆，隔着玻璃看鲨鱼在蓝光中巡游；凌晨的蔬果批发市场，在堆积如山的南瓜和番茄间穿行，看商人们在雾气中讨价还价；城市边缘的废弃铁道，沿着生锈的铁轨走到尽头，看夕阳在远山后沉没。
蓉蕾有一种天赋，能在最平凡的事物中发现奇迹。她会指着一面长满爬墙虎的老墙说：“看，这是时间的浮雕。”会捡起一片不对称的梧桐叶：“这是自然界的偶然艺术。”会在公交车上观察乘客的侧脸，低声告诉我她为每个人虚构的故事。通过她的眼睛，我重新看见了世界——不再是需要应对的问题集合，而是充满隐喻和故事的奇迹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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