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甸，伊洛瓦底江畔村庄
皮埃尔·莫兰的公开介入在第四天引来了预期的“关注”。当他正在村长老屋前，为十几个因水坝建设而失去土地的村民记录证词时，三辆军绿色越野车扬起尘土，驶入这个偏僻的村庄。
从车上下来的人不是士兵，而是穿着便装但携带明显武器的壮汉，领头的缅甸人会说流利的英语：“莫兰先生，将军想见您。”
皮埃尔合上笔记本，平静地站起来：“哪位将军？以什么名义？”
“以缅甸国家发展与水资源管理委员会的名义。”那人递过一张名片，头衔看起来很正式，但皮埃尔知道，这只是一个幌子——这个委员会的实际控制人，正是与奥西里斯合作的军方派系。
村民们紧张地后退，孩子们被母亲拉进屋里。皮埃尔对鲶鱼使了个眼色——留在原地，继续收集证据——然后跟着那些人上了车。
车子没有驶向仰光，而是开往相反方向，进入山区。两小时后，停在一处隐蔽的度假村，这里能看到伊洛瓦底江的壮丽景色，也能看到远处水坝工地的全貌。
在观景台上等着他的，正是安托万·杜兰德。这个法国前特工穿着亚麻休闲装，端着威士忌，像在享受度假。
“莫兰先生，久仰。”杜兰德用法语说，做了个请坐的手势，“您比照片上看起来更……有活力。我以为瑞士律师都在日内瓦湖边养老。”
皮埃尔坐下，没有碰桌上倒好的酒：“我退休了三次，但世界总有新的不公需要挑战。”
杜兰德笑了：“理想主义者。玛拉也是这样的人，看看她的结局。”他啜饮一口威士忌，“直说吧，您在这里做什么？柬埔寨的游戏已经结束了，阿丽雅离开了，西哈沃完蛋了，老亲王快死了。您赢了那一局，还不够吗？”
“如果‘赢’的意思是阻止你们在另一个国家重复同样的罪行，那确实不够。”皮埃尔直视他的眼睛，“伊洛瓦底江的水坝设计会切断下游生态，你们挖掘的稀土矿会污染整个流域。和柬埔寨一样的剧本，只是换了个舞台。”
“进步了。”杜兰德放下酒杯，“在柬埔寨，我们用了五十年。在这里，我们只用了两年就和军方达成合作。效率，莫兰先生，这就是全球化时代的效率。”
“代价是缅甸农民的土地和健康。”
“发展的代价。”杜兰德耸耸肩，“总有人要付出代价。而且我们给了补偿——按缅甸标准，很慷慨了。”
皮埃尔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文件：“这是国际水文专家对你们水坝设计的评估报告。结论是，按照现有设计，下游三十七个村庄将在旱季完全断水，八万人的饮水将成问题。而你们的环境影响报告里，根本没有提到这一点。”
杜兰德看都没看报告：“环境影响报告获得了缅甸政府的批准。程序合法。”
“合法，但不道德。”
“道德？”杜兰德笑出声，“莫兰先生，您执业四十年，真以为国际商业运作是靠道德维系的吗？是靠法律——我们雇佣最好的律师，确保每一步都在法律框架内；是靠政治——我们与当权者合作，确保政策对我们有利；是靠资本——我们有无限的资金，可以耗到任何反对者筋疲力尽。”
他倾身向前：“您以为在柬埔寨的胜利是道德战胜了资本？不，那只是资本权衡利弊后，认为柬埔寨的成本已经高于收益。而在这里，在缅甸，在非洲，在老挝——收益仍然远远大于成本。”
皮埃尔感到一阵熟悉的无力感。他在职业生涯中见过太多这样的对话：西装革履的人在豪华房间里，冷静地讨论着千里之外普通人的生死。
“所以你们不会停止。”
“当然不会。”杜兰德重新靠回椅背，“但我可以给您一个选择。停止在这里的调查，回到瑞士安享晚年。作为交换，我会让缅甸政府批准您的‘国际水资源观察员’身份，您可以定期访问，看到我们‘改进后’的项目——我们会做表面功夫，修几个净水站，给学校捐点钱，足够您写一份漂亮的报告。”
“如果我不接受呢？”
杜兰德的笑容消失了：“那么您可能会遭遇一些……不幸。缅甸的山区很危险，有叛乱武装，有土匪，有各种意外。您这样的年纪，单独行动很不明智。”
威胁直白而赤裸。
皮埃尔缓缓站起来：“我接手玛拉的案子时，她给我写过一封信。她说‘皮埃尔，有些战斗不是为了赢，而是为了证明有人在乎’。我在这里，就是要证明有人在乎伊洛瓦底江，在乎那些您口中的‘代价’。”
他转身离开，走到门口时停下：“顺便说一句，您应该查查那位递名片的先生。他上衣口袋里的钢笔，其实是个录音设备。我这些年见过太多特工，总有些小习惯改不掉。”
杜兰德的脸色第一次变了。他猛地看向自己的手下，那人慌忙摸向口袋——钢笔还在，但笔帽的微小缝隙确实像个麦克风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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