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方监测机构的选任会议，定在柬埔寨发展理事会（CDC）的会议厅。这是政府吸引外资的窗口部门，选择此处作为会址，本身就是一个信号：争论被框定在“发展”的语境中，而非“对抗”。
长桌一侧坐着越南工厂的代表团、柬埔寨工业部的官员、索安主席派来的观察员；另一侧是林雅、谢洛琛、T村村长，以及两位国际水文学者作为技术顾问。中间的主席位空着——等待CDC的主席。
上午九点整，CDC主席宋平走进来。他是个笑容可掬的微胖中年人，以擅长平衡各方利益着称。“各位，今天的目标是选出独立、专业、公正的监测机构，确保T村跨境项目的透明度。”
他示意秘书分发候选名单：“经过初步筛选，有四家机构符合条件：两家国际机构（瑞士SGS、法国必维），两家区域机构（泰国环境监测中心、新加坡水实验室）。每家都提交了方案和报价。”
林雅快速翻阅。瑞士SGS方案最严谨，但报价是新加坡机构的三倍；泰国中心价格适中，但与越南有历史争端；法国必维与三角洲咨询有间接股权关联；新加坡实验室设备最新，但经验较少。
“我们需要考虑几个因素。”工业部官员率先发言，“成本、本地适应性、政治中立性。我个人倾向于新加坡实验室，他们熟悉东南亚环境，且与各方无历史瓜葛。”
越南代表点头：“我们同意。新加坡在国际上以公正着称。”
但林雅注意到，新加坡实验室的方案中，数据处理软件由一家美国公司提供，而那家公司是“环球战略伙伴”（三角洲母公司）的供应商之一。这可能是巧合，也可能不是。
“我建议增加技术答辩环节。”她开口，“让每家机构现场回答一些具体问题，比如：如果监测数据与委托方预期不符，如何处理？如果受到政治压力，如何保持独立？”
索安的观察员——一个面无表情的年轻人——插话：“公主，这会不会太繁琐？CDC已经做了尽职调查。”
“跨境水资源监测，可能涉及未来数十年的诉讼证据。”谢洛琛接过话，“程序的严谨性，决定了数据的法律效力。花时间选择，比日后推翻重来更节省成本。”
宋平主席权衡后点头：“可以。每家机构三十分钟，我们现场连线。”
第一场是瑞士SGS。他们的技术总监在日内瓦办公室远程接入，展示了在非洲刚果河流域的跨境监测案例。“我们所有的数据都采用三重加密和分布式存储，即使委托方也无法单方面修改。而且，我们与联合国环境署有合作框架，数据可以作为国际法庭证据。”
专业，但昂贵。提问环节，林雅问：“如果委托方要求删除或修改某些敏感数据，你们如何处理？”
“我们会启动‘伦理审查委员会’，由内部和外部专家共同审议。如果删除请求不合理，我们会拒绝，并有权公开这一请求。”技术总监的回答无懈可击。
新加坡实验室的答辩却让林雅警觉。他们的代表说话流利，但回避了几个技术细节问题。当被问到“如何处理数据冲突”时，他说：“我们会与委托方充分沟通，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
“如果无法接受呢？”林雅追问。
“那可能需要重新评估监测方案。”代表含糊其辞，“毕竟，合作需要灵活性。”
这不是独立性，这是妥协性。林雅在笔记本上标记了这一点。
中午休会时，她在走廊遇到宋平主席。“公主，我理解您的谨慎。”宋平低声说，“但您也要理解，这个项目需要尽快启动。如果拖得太久，越南那边可能会反悔。”
“所以您倾向于新加坡？”
“他们价格适中，东盟背景，政治上各方都能接受。”宋平顿了顿，“而且……索安主席也建议他们。”
果然。林雅微笑：“我理解。下午我会提一些具体的合同条款要求，确保即使机构有倾向，程序也能约束行为。”
“这是明智的做法。”宋平点头，“政治是可能的艺术。”
下午的会议转向合同条款谈判。林雅提出的核心要求有三条：第一，所有原始数据必须实时同步存储到三个独立的国际服务器；第二，监测报告必须附上所有原始数据和分析代码，可供第三方复核；第三，机构如果单方面终止合同，必须公开说明理由并移交所有数据。
越南代表对这些条款面露难色：“这会不会太……束缚机构的手脚？”
“恰恰相反，这是在保护机构免受压力。”林雅解释，“当所有人都知道规则不可违背时，试图施压的人就会却步。”
谈判持续到傍晚。最终，在宋平的斡旋下，各方达成妥协：采用新加坡实验室，但合同中加入林雅提出的三条核心条款，并增加一条——设立由四方（柬埔寨、越南、企业、社区）代表组成的“监测监督委员会”，有权对异常数据启动独立调查。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