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方监测机构的选任会议,定在柬埔寨发展理事会(CDC)的会议厅。这是政府吸引外资的窗口部门,选择此处作为会址,本身就是一个信号:争论被框定在“发展”的语境中,而非“对抗”。
长桌一侧坐着越南工厂的代表团、柬埔寨工业部的官员、索安主席派来的观察员;另一侧是林雅、谢洛琛、T村村长,以及两位国际水文学者作为技术顾问。中间的主席位空着——等待CDC的主席。
上午九点整,CDC主席宋平走进来。他是个笑容可掬的微胖中年人,以擅长平衡各方利益着称。“各位,今天的目标是选出独立、专业、公正的监测机构,确保T村跨境项目的透明度。”
他示意秘书分发候选名单:“经过初步筛选,有四家机构符合条件:两家国际机构(瑞士SGS、法国必维),两家区域机构(泰国环境监测中心、新加坡水实验室)。每家都提交了方案和报价。”
林雅快速翻阅。瑞士SGS方案最严谨,但报价是新加坡机构的三倍;泰国中心价格适中,但与越南有历史争端;法国必维与三角洲咨询有间接股权关联;新加坡实验室设备最新,但经验较少。
“我们需要考虑几个因素。”工业部官员率先发言,“成本、本地适应性、政治中立性。我个人倾向于新加坡实验室,他们熟悉东南亚环境,且与各方无历史瓜葛。”
越南代表点头:“我们同意。新加坡在国际上以公正着称。”
但林雅注意到,新加坡实验室的方案中,数据处理软件由一家美国公司提供,而那家公司是“环球战略伙伴”(三角洲母公司)的供应商之一。这可能是巧合,也可能不是。
“我建议增加技术答辩环节。”她开口,“让每家机构现场回答一些具体问题,比如:如果监测数据与委托方预期不符,如何处理?如果受到政治压力,如何保持独立?”
索安的观察员——一个面无表情的年轻人——插话:“公主,这会不会太繁琐?CDC已经做了尽职调查。”
“跨境水资源监测,可能涉及未来数十年的诉讼证据。”谢洛琛接过话,“程序的严谨性,决定了数据的法律效力。花时间选择,比日后推翻重来更节省成本。”
宋平主席权衡后点头:“可以。每家机构三十分钟,我们现场连线。”
第一场是瑞士SGS。他们的技术总监在日内瓦办公室远程接入,展示了在非洲刚果河流域的跨境监测案例。“我们所有的数据都采用三重加密和分布式存储,即使委托方也无法单方面修改。而且,我们与联合国环境署有合作框架,数据可以作为国际法庭证据。”
专业,但昂贵。提问环节,林雅问:“如果委托方要求删除或修改某些敏感数据,你们如何处理?”
“我们会启动‘伦理审查委员会’,由内部和外部专家共同审议。如果删除请求不合理,我们会拒绝,并有权公开这一请求。”技术总监的回答无懈可击。
新加坡实验室的答辩却让林雅警觉。他们的代表说话流利,但回避了几个技术细节问题。当被问到“如何处理数据冲突”时,他说:“我们会与委托方充分沟通,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
“如果无法接受呢?”林雅追问。
“那可能需要重新评估监测方案。”代表含糊其辞,“毕竟,合作需要灵活性。”
这不是独立性,这是妥协性。林雅在笔记本上标记了这一点。
中午休会时,她在走廊遇到宋平主席。“公主,我理解您的谨慎。”宋平低声说,“但您也要理解,这个项目需要尽快启动。如果拖得太久,越南那边可能会反悔。”
“所以您倾向于新加坡?”
“他们价格适中,东盟背景,政治上各方都能接受。”宋平顿了顿,“而且……索安主席也建议他们。”
果然。林雅微笑:“我理解。下午我会提一些具体的合同条款要求,确保即使机构有倾向,程序也能约束行为。”
“这是明智的做法。”宋平点头,“政治是可能的艺术。”
下午的会议转向合同条款谈判。林雅提出的核心要求有三条:第一,所有原始数据必须实时同步存储到三个独立的国际服务器;第二,监测报告必须附上所有原始数据和分析代码,可供第三方复核;第三,机构如果单方面终止合同,必须公开说明理由并移交所有数据。
越南代表对这些条款面露难色:“这会不会太……束缚机构的手脚?”
“恰恰相反,这是在保护机构免受压力。”林雅解释,“当所有人都知道规则不可违背时,试图施压的人就会却步。”
谈判持续到傍晚。最终,在宋平的斡旋下,各方达成妥协:采用新加坡实验室,但合同中加入林雅提出的三条核心条款,并增加一条——设立由四方(柬埔寨、越南、企业、社区)代表组成的“监测监督委员会”,有权对异常数据启动独立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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