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下李秀英父女这边不表，咱再说说另一位主人公——高国泰。这高国泰是杭州城里的读书人，年方二十，长得眉清目秀，白白净净的，一看就是个斯文人。他饱读诗书，五经四书倒背如流，写的文章连杭州府的学政都称赞不已，说他将来必能金榜题名。可惜啊，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他爹高老爷原本是个八品县丞，三年前因为不肯给上司送礼，被上司寻了个错处，罢官抄家。高老爷气不过，一病不起，没过多久就气死了。家里的顶梁柱倒了，日子也就一落千丈。高国泰和老母亲搬到了内城的一间破茅屋里，这茅屋漏风漏雨，冬天冷得像冰窖，夏天热得像蒸笼。高国泰平日里靠给人抄书、写对联勉强糊口，虽说挣得不多，可也能给母亲买些粗粮吃。可偏偏这年运气不好，杭州大旱，庄稼颗粒无收，米价飞涨，以前一文钱能买一升米，现在三文钱才能买一升，还都是些掺了沙子的糙米。
米价一涨，家家户户都省吃俭用，抄书的活也少了很多。高国泰有时候几天都接不到一桩活，家里的米缸早就见了底，只剩下半瓢玉米面。更倒霉的是，他老母亲张氏得了咳嗽病，一到晚上就咳得睡不着觉，脸色苍白，日渐消瘦。高国泰想给母亲抓药，可药铺里最便宜的止咳药都要五文钱一副，他连饭都快吃不上了，哪有钱抓药。这天晚上，高国泰坐在油灯下，油灯的火苗只有黄豆那么大，照得他脸上忽明忽暗。他手里拿着一本破旧的《论语》，可怎么也看不进去，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桌上的半瓢玉米面，心里跟刀割似的。张氏躺在床上，盖着件打满补丁的旧棉袄，蜷缩着身子，不停地咳嗽，每咳一声，都像是要把肺咳出来似的。她咳了一阵，喘着气说：“儿啊，娘没事……你别担心……娘这病是老毛病了，过几天就好。”高国泰赶紧走过去，给母亲捶背：“娘，都是儿子没用，不能让您过上好日子，还让您受这种苦。”张氏摸了摸儿子的头，叹了口气：“儿啊，这不怪你。对了，你还记得你爹当年的故交，常州府的周守备吗？你爹当年救过他的命，他一直很感激你爹，说以后要是有难处，就去找他。听说他现在官运亨通，当上了守备，手下有几千兵马，在常州府很有势力。你要是去投奔他，说不定能有条活路……”
高国泰叹了口气，坐在床边：“娘，我也想过，可咱们现在连去常州的路费都没有啊！从杭州到常州有三百多里路，坐车要五两银子，走路也要好几天，路上的吃喝也得花钱。再说了，这么多年没联系，人家现在是大官，咱们是穷书生，他还能认咱们吗？说不定连门都不让咱们进。”张氏从枕头底下摸出个布包，这布包磨得都发白了，她小心翼翼地打开，里面是块玉佩，玉佩是上等的和田玉，上面刻着个“周”字，还刻着一朵莲花，做工很精致。张氏把玉佩递给高国泰：“这是当年周守备给你爹的信物，他说要是以后有难处，就带着这玉佩去找他，他肯定认。路费……娘这里还有点私房钱，是当年你外婆给我的嫁妆，我一直没舍得花。”说着，她又从布包里摸出个小纸包，打开一看，里面是五两银子，还有些碎银子。张氏把银子塞到高
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鸡刚叫头遍，高国泰就爬起来了。他给母亲张氏磕了三个响头，额头都磕红了：“娘，您多保重，儿子到了常州安定下来，立马就来接您！”张氏坐在床沿，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手里攥着儿子的袖子不肯放：“儿啊，路上慢点走，别舍不得花钱，饿了就买个烧饼吃，冷了就找个客栈歇脚。”高国泰强忍着眼泪点头，把玉佩和银子贴身揣好，又把母亲昨晚连夜缝的布鞋穿在脚上——这布鞋纳得针脚细密，鞋底还垫了层麻，结实着呢。拜别母亲后，高国泰背着个小包袱，包袱里就一件换洗衣裳和几本圣贤书，踏上了去常州的路。
从杭州到常州，三百多里路，要是坐马车，四天就能到，可那得花五两银子，高国泰哪舍得？他只能靠两条腿走。头一天，他还精神抖擞，走得飞快，路边的野花野草都顾不上看，心里只想着早点到常州。可到了下午，太阳晒得人头晕，脚上就磨起了水泡，每走一步都钻心疼。他找了棵大柳树歇脚，从包袱里掏出母亲给的干粮——两个硬邦邦的玉米面窝头，就着路边的井水啃了起来。窝头又干又糙，噎得他直打嗝，可他舍不得多吃，掰了一半留着当晚饭。
走了三天，高国泰的脚已经磨破了好几处，布鞋都渗出血迹，银子也花得只剩几文钱了。他不敢再住客栈，晚上就找破庙或者屋檐下将就一晚。到了第四天，连玉米面窝头都吃完了，他只好放下读书人的身段，一路乞讨。有好心的店家会给个剩馒头，遇到刻薄的，不仅不给吃的，还会骂他“穷书生没出息”。这日傍晚，走到无锡城外，天突然变了脸，乌云密布，狂风大作，紧接着就下起了倾盆大雨。雨点跟黄豆似的砸下来，把高国泰淋得浑身湿透，冷得他牙齿打颤。他怀里的书也湿了，纸页都粘在了一起，心疼得他直咧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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