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边林秀娥在屋里正头疼得厉害，她昨天晚上为了给周顺昌缝补一件旧褂子，熬到了半夜，今天又早早起来忙活，暑气一蒸，就犯了头疼病。她躺在床上，盖着块薄布，正迷迷糊糊想睡会儿，就听见前堂吵吵嚷嚷的，还有周顺昌拍桌子的声音，心里纳闷，刚挣扎着起身要去看看，周顺昌就拿着休书，怒气冲冲地闯进来了，“啪”地一声把休书拍在梳妆台上，震得台上的铜镜都晃了晃。“林秀娥！你这个不知廉耻的东西！你看看你干的好事！这封休书，你赶紧签字画押，收拾你的东西，赶紧回你娘家去！别在我周家丢人现眼！”周顺昌指着林秀娥的鼻子，破口大骂，唾沫星子都喷到了林秀娥的脸上。
林秀娥被他这突如其来的怒火吓了一跳，头疼都忘了，赶紧拿起梳妆台上的休书，颤抖着双手展开。刚看了几行，她的脸就变得惨白，嘴唇哆嗦着，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哗哗往下掉。“夫君，这……这是怎么回事？什么私通外男？我什么时候做过这种事啊？你是不是听了别人的闲话了？你跟我说说，到底是谁说的？”她拉着周顺昌的袖子，想跟他解释，声音都带着哭腔，委屈得不行。
“还敢狡辩！你当我是傻子吗？”周顺昌一把甩开林秀娥的手，林秀娥没站稳，差点摔倒在地，扶住了梳妆台才稳住。“王掌柜都亲眼看见了！就在福来馒头铺门口，你跟你那好侄子林小郎拉拉扯扯，他还给你递帕子，俩人说了一炷香的工夫！我周顺昌再不济，也是个有头有脸的老板，怎么能戴这顶绿帽子！你让我以后在清河坊怎么抬头做人！”周顺昌越骂越凶，脑子里全是王三胖说的那些话，根本不给林秀娥解释的机会。
林秀娥这才明白，原来是误会了！她赶紧擦干眼泪，急切地说：“夫君，你听我解释！那天是前天傍晚，小郎在城东工地搬砖，中暑晕倒了，被工友送回来，路过福来馒头铺的时候，他说头晕得厉害，我就扶他在门口的台阶上坐下，给他掏了点银子，让他去买碗绿豆汤解暑，又怕他出汗多，就把我自己的帕子给他擦汗。我跟他说让他好好休息，要是实在不行就别去工地了，我再给他找个轻点的活。我们说的都是这些正经事，哪有什么拉拉扯扯啊！王掌柜肯定是看错了，或者故意冤枉我！”她越说越急，眼泪又掉了下来，可周顺昌根本不听，他认定了林秀娥是在狡辩。“你少在这里编瞎话！我看你就是被我抓住了把柄，想蒙混过关！”周顺昌说着，就喊来二柱和阿福：“你们俩，去把她的东西收拾一下，扔到门口去！让她赶紧走！”二柱和阿福面面相觑，不敢动，可架不住周顺昌催得急，只好硬着头皮去收拾林秀娥的行李。林秀娥的行李不多，就一个旧木箱，装着几件换洗衣物和她母亲留下的几件首饰。二柱把木箱搬到门口，阿福则低着头，不敢看林秀娥的眼睛。周顺昌还觉得不解气，连推带搡地把林秀娥赶出了周家大门，“砰”地一声关上了门，还上了门闩。
林秀娥抱着那个旧木箱，站在清河坊的街口，阳光晒得她头晕目眩，可她感觉不到热，只觉得浑身冰冷。她看着那扇紧闭的大门，那是她住了三年的家，是她用心打理的家，可现在，她成了无家可归的人。街坊邻里听见动静，都探出头来看热闹，指指点点的，嘴里说着些难听的话。“啧啧，这不是周老板的媳妇吗？怎么被赶出来了？”“听说好像是不检点，跟别的男人有染。”“真可惜啊，那么好的媳妇……”这些话像针一样扎在林秀娥的心上，她的眼泪哭得更凶了，肝肠寸断，几乎要晕厥过去。她本想回娘家，可转念一想，娘家父母年纪大了，父亲有哮喘，母亲有风湿，要是知道她被休了，还被扣上了“私通外男”的罪名，指不定急出什么病来，说不定还会被乡亲们戳脊梁骨。她无依无靠，在这偌大的临安城，连个能投奔的人都没有。一时之间，绝望涌上心头，她抱着行李，踉踉跄跄地往西湖边走去——她想寻短见，觉得这样活着太丢人了，还不如死了干净。
这时候，就听路边传来一阵不成调的小调：“鞋儿破，帽儿破，身上的袈裟破；你笑我，他笑我，一把扇儿破……”声音醉醺醺的，却透着股自在。林秀娥抬头一看，只见一个疯和尚晃悠晃悠地走了过来，正是那灵隐寺的济颠和尚。他肩上扛着柄破蒲扇，扇柄都磨得发亮了；腰里别着个老葫芦，葫芦口还滴着几滴黄酒；头发乱糟糟的，用一根绳子系着，上面还沾着片树叶；脸上脏兮兮的，可那双眼睛却亮得很，像装着两颗星星。他醉醺醺地晃着脑袋，脚下打着趔趄，看见林秀娥抱着箱子哭成泪人，就停下脚步，把蒲扇往肩上一扛，凑了过来，一股酒气混着檀香的味道飘了过来。“阿弥陀佛，善哉善哉。女施主，你这是咋了？哭得跟个泪人似的，是丢了银子，还是丢了汉子啊？”济公说话颠三倒四的，可语气里却带着点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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