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挽的归来，像冬日里一抹难得的暖阳，短暂地驱散了教室一角的冷清。然而，这抹暖阳很快就被年终考试的阴云所笼罩。她缺课整整一月，功课落下不少，于是课后补课的重任便落在了我的肩上。这实在有些讽刺——我一个成绩起伏不定的人，竟要给她这个曾经的优等生补课。
补课的过程，与其说是我教她，不如说是一场互相拷问。我讲数学题，讲到半途自己先卡了壳，她只轻轻一点，我便豁然开朗；我分析古文，她总能补充出更精妙的注解。每每这时，我脸上就有些挂不住，自嘲道：“我这哪是补课，简直是自取其辱。”
苏挽总是浅浅一笑，苍白的脸上泛起一丝红晕：“能者为师嘛。三钱，你思路活络，常能想到我们想不到的解法，这才是最难得的。”
话虽如此，我心里明白，她那扎实的基础和敏锐的洞察力，是我远远不及的。这场补课，受益更多的恐怕是我自己。
一个午后，课外活动时间，同学们都在操场上追逐嬉闹，喧哗声隔着窗户隐隐传来。空荡荡的教室里，只有我们两人对坐。阳光斜照，尘埃在光柱中缓缓浮动。苏挽放下笔，忽然淡淡地问：“三钱，如果有一天我离开了这座城市，你会不会感觉很孤独？”
我正埋头演算一道多元方程式，闻言笔尖一顿，墨水在纸上洇开一个小点。我抬起头，看到她目光投向窗外，眼神有些飘忽。
我思考了片刻，老实回答：“应该不会。”见她转过头来，我补充道，“我还有外婆留下的书，有很多东西要学。”
苏挽点了点头，轻声说：“那就好。”
她这话说得平静，我却从中听出了一丝不寻常。我放下笔，正视着她：“你要离开？”
“有可能。”她垂下眼睑，手指无意识地卷着书页一角，“手术虽然成功了，但还要定期去北京的医院复查，做康复治疗。来回的路费，住宿费，都是不小的开销。我爸妈……也不能总是请假陪我去。”
她顿了顿，声音更轻了：“所以他们决定，把这边的房子卖掉，一家人搬去北京。爸妈要在那边重新找份工作，这样……也方便我治疗。”
“什么时候走？”我问，心里并无太多惊讶。自从知晓她的病情，我就明白，她的人生轨迹注定与常人不同。她的家人能为她下如此大的决心，举家迁徙，从某种角度说，是她的幸运。
“可能参加完年终考试吧，应该在寒假期间。”她抬起头，努力想挤出一个笑容，却显得有些勉强。
我点了点头：“北京医疗条件更好，对你恢复有利。这是好事。”作为朋友，我除了支持，还能说什么呢？只是心头那点刚刚因重逢而生出的暖意，又被即将到来的离别冲淡了几分。
日子在紧张的复习中飞逝，转眼到了年终考试。说实话，我并不担心苏挽的成绩，在最后的复习阶段，她已经明显找回了状态，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越了我。至于我自己的成绩，我向来抱着“随缘”的态度——课堂上老师讲的都能听懂，作业也能完成，但考试能考成什么样，全看临场发挥和……嗯，用外婆的话说，“流日运势”。
怀着这种轻松（或者说漫不经心）的心态，我走进了考场。上午的语文考试是我的强项，答得顺风顺水。到了下午的数学考试，拿到卷子浏览一遍，前面的选择题数量不少，难度似乎也不小。
就在我准备按部就班开始答题时，一个极其大胆甚至可以说是荒唐的念头，毫无征兆地冒了出来——用六爻来占卜选择题答案！
这个想法一出现，就像野草般在我心里疯长。理论上，六爻预测确实可以应用于具体事项的选择判断。但用来做数学题？准确率能有多少？这简直是对这门古老学问的亵渎，也是一场对自身学业的豪赌。然而，一种强烈的好奇心和实验欲压倒了一切理性思考。这次数学考试，我要把它变成一场前所未有的“占卜准确率”测试！
说干就干。我趁监考老师不注意，从文具盒里拿出一块备用橡皮，用小刀小心翼翼地切下一个小立方体，样式差不多像个骰子。然后，我在六个面上分别刻上数字：三个面刻“1”，代表阳爻（——）；另外三个面刻“2”，代表阴爻（— —）。
（不要问我为什么不用铜钱，在考场掷铜钱起卦，我怕被监考老师扔出去）
这并非像其他同学抓阄那样，摇到1就选A，摇到2就选B。我的方法要“严谨”得多——我需要摇六次，依次记录每次得到的数字（1或2），从而排出一个完整的六爻卦象。然后，再根据这个卦象，结合题目本身（虽然数学题目的“五行属性”很难界定，我只好勉强根据数字、图形等元素来归类），运用六爻解卦的方法，综合判断哪个选项可能是正确的。
于是，一场正常的数学考试，在我这里彻底变了味儿。我完全放弃了正常的解题思路，全身心沉浸在这场荒诞的“学术实验”中。每道选择题，我都郑重其事地拿起那颗橡皮骰子，心中默念题目，然后连摇六次，在草稿纸上认真记录爻象，排卦、定世应、辨五行生克、察动变……一套流程下来，比正常解题耗时多了。遇到解卦结果模糊不清时，我还会“精益求精”地再摇一次，看看有无变爻，试图得到更明确的“神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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