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六点的湾仔，第一缕阳光刚掠过维多利亚港的海面，就被林立的高楼切成碎金般的光点。陈记云吞店的阿婆正支起铁皮摊档，铁锅里的沸水“咕嘟”冒泡，蒸腾的热气裹着虾籽的鲜香，漫过翻新过的骑楼廊柱——那些斑驳的墙皮被仔细铲掉，露出底下浅米色的砖石，新刷的朱红色栏杆在晨光里泛着温润的光。
“阿婆，两碗云吞面，多放虾籽！”穿蓝色工装的市政工人老张挥了挥手，安全帽放在身边的石阶上。他脚下的人行道刚铺好最后一块防滑砖，砖缝里还嵌着未干的水泥，旁边堆着写有“小心地滑”的警示牌。
“来咯！”阿婆麻利地抓起竹篾笸箩里的云吞，扔进沸水锅，“张师傅，这新铺的路走得惯不？昨儿个王太太还说，踩上去跟踩在地毯上似的，软和！”
老张嘿嘿笑，掏出手机拍了段视频。镜头里，穿校服的学生背着崭新的书包走过，鞋底沾着的露水在防滑砖上印出浅浅的脚印，很快又被风吹干；穿西装的白领站在翻新过的公交站台下，指尖在电子屏上滑动，查询实时到站信息；几个金发碧眼的游客举着相机，对着骑楼墙上新绘的壁画惊叹——那壁画是本地画家林叔的手笔，画里湾仔码头的吊臂与百年前的帆船交相辉映，穿旗袍的女子与穿牛仔裤的青年在画中擦肩而过。
“这才叫过日子嘛。”老张嗦着云吞面，指节敲了敲手机屏幕，“你看这视频里的光，比上个月亮堂多了。”
他没说的是，上周台风天，新换的排水管道愣是没让积水没过脚踝；街角的旧电箱被改成了绿植墙，爬山虎的卷须已经爬上了箱顶；连以前总爱扎堆乱扔的垃圾桶，都换成了分类回收的彩色箱体，旁边还站着个戴红箍的志愿者阿姨，正笑着给路人讲解“可回收物”的分类标准。
上午九点，湾仔警署的晨会刚结束。李警官走出办公楼时，手里捏着份《湾仔片区治安周报》，上面的“盗窃案同比下降72%”几个字被红笔圈了出来。他抬头望向对面的天桥，几个穿橙色马甲的社工正扶着老人上台阶，天桥栏杆上新装的盲道条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李sir！”巡逻辅警小王骑着电动车过来，车筐里放着个大喇叭，“刚接到投诉，说天后庙街有人占道经营。”
李警官挑眉：“是卖鱼蛋的阿辉？”
“可不是嘛，”小王挠挠头，“不过他说，新划的摊位线太靠里，客人不方便。”
两人赶到天后庙街时，阿辉正蹲在新划的黄线里唉声叹气，不锈钢灶台擦得锃亮，却没几个客人。旁边卖香烛的林婶凑过来说：“阿辉，你就听政府的嘛，上次台风，你那老位置水深得能养鱼，新摊位靠里，起码不淹水啊。”
阿辉梗着脖子：“淹水我能搬，客人走三步路就嫌远，这生意还做不做？”
李警官蹲下来，指着地上的黄线笑：“你往这边挪三十公分试试？我让施工队把这截人行道铺成斜坡，轮椅和婴儿车都能过，客人不就多了？”他掏出对讲机，“叫工程队带点速干水泥来，半小时搞定。”
阿辉愣了愣，看着李警官额角的汗——这警官上个月还因为他占道罚款呢，今儿个怎么帮起自己来了？正发怔，就见几个戴安全帽的工人推着小车跑来，手里还拿着卷尺和粉笔。
“这叫‘疏堵结合’。”李警官拍了拍阿辉的肩膀，“你这鱼蛋香飘三条街，总不能让客人踩着积水来吃吧？”
午后的阳光透过新栽的凤凰木枝叶，在地上洒下跳动的光斑。湾仔公园的凉亭里，几个老街坊正围着张石桌打麻将，牌桌上的茶杯换成了统一配发的环保杯，印着“湾仔新貌”四个艺术字。穿运动服的年轻人在旁边的健身区练引体向上，金属器械碰撞的声音里，混着隔壁合唱团的练歌声——他们唱的是改编版的《湾仔情歌》，歌词里加了“新天桥”“绿栏杆”这样的新词。
“王伯，您那老相机别总拍鸽子了，”社区干事小陈举着平板电脑走过来，“看看我这张，上周拍的夜景，新换的LED路灯比以前亮三倍，还不晃眼。”
王伯眯着眼，看着平板里的照片：码头的吊臂被灯光勾勒出银色轮廓，海水映着灯火，像撒了一地碎钻。他突然哼了声：“亮是亮了，就是……少了点以前的味儿。”
小陈笑了，点开另一张照片：“您看这张，林叔画的壁画夜景，老帆船的桅杆上挂着霓虹灯，像不像以前的灯笼？”
王伯的手指轻轻点在屏幕上，那里画着个穿马褂的船夫，正对着穿卫衣的少年比划掌舵的姿势。他忽然想起五十年前，父亲就是在这码头，穿着同样的马褂，把他架在肩膀上看舞龙。
傍晚时分，湾仔地铁站的出口处排起了小队。穿紫色马甲的志愿者引导着人流，墙上的电子屏滚动播放着“文明出行”的动画。刚下班的白领们自觉站在黄线后，没人插队；几个背着吉他的年轻人靠在新修的文化墙上弹唱，面前的琴盒里堆着些零钱，旁边放着块牌子：“支持湾仔街头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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