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安旅馆的房间里弥漫着一股旧木头和樟脑丸混合的气味，窗外的巷子黑沉沉的，偶尔有几声猫叫从墙头传来，又细又尖，像婴儿在哭。郑耀先和赵简之吃完东西后各自歇下。赵简之临回房前把一支装满子弹的勃朗宁手枪压在枕头底下，又检查了一遍门锁和窗户，然后对郑耀先说：“六哥，我就在隔壁，有动静就敲墙。三长两短。”郑耀先点点头，把房门关上后插了插销。
他没有马上睡。南京这地方对他来说并不陌生。抗战前他在南京城里待过一段不短的时间，那时候军统还叫复兴社，他在洪公祠的特训班里受过训，和戴笠手下不少老人都照过面。南京后来沦陷，那些熟悉的街巷和门脸都换了模样，但有些东西不会变，比如城南这一带巷子里的气味，比如下关站台上那些永远拥挤的人群，再比如特工之间见面时那种表面客气、实则互相掂量的微妙分寸。
他坐在床沿抽了支烟。烟抽到一半就掐了。他在想明天要来见他的那个“重庆来的人”到底是谁。姓严的说那人就住在旅馆对面的茶社附近，不用车接，不用暗号，只是明天上午见面。这种安排显得既随意又自信，像是对方根本不担心郑耀先会不来或者会带人。越是这样，郑耀先越不能掉以轻心。
一夜无话。第二天早上郑耀先七点钟就起了床。他下楼在旅馆前堂的洗脸池前刷了牙洗了脸，又回房把胡子刮了一遍。赵简之也起来了，精神不错，在楼梯口跟他说：“六哥，我先下去吃碗馄饨，顺便到巷子两头转转。你见人的时候我在茶馆外面守着，有什么不对就出来。”郑耀先说：“你去吧。别跟茶馆的人多说话。我九点过去。”
赵简之先出了门。郑耀先在房里又坐了一会儿，把要穿的衣服整理妥帖。他今天没穿西装，换了一件深灰色的中山装，料子是上海的时候在南京路上那家西服店做的，领口挺括。脚上是一双黑色牛皮鞋，擦得发亮。他把通行证和身份证明放在贴身口袋里，又带了一小沓钞票和一些零钱。手枪他留给了赵简之，自己只带了一把当年在特训班时发的折叠小刀，薄薄的，藏在皮带内衬里。这种东西轻易用不上，但万一遇到近身纠缠，比空手强。
九点差五分，他走出旅馆。巷子口的馄饨摊已经收了。他穿过一条窄窄的青石板路，来到那家茶社门前。茶社的门楣上挂着一块旧匾，写着“得月楼”三个褪色的金字。门面不大，进去后却颇为宽敞。一楼摆着十来张八仙桌，几个老人坐在靠窗的位置喝茶看报。郑耀先扫了一圈，没有发现熟面孔。一个跑堂的过来问他几位，他说找姓严的订的位子。跑堂立刻笑着说：“楼上雅间，请跟我来。”
郑耀先跟着跑堂上了二楼。二楼是一排用木板隔出的雅间，门都关着。跑堂把他领到最里面一间，轻轻敲了敲门。里面有人应了一声“进”。跑堂推开门后侧身让开。郑耀先迈步走了进去。
雅间不大，居中放着一张方桌，桌上摆着两盏盖碗茶和一碟瓜子。窗子半开着，能看见外面巷子里来来往往的人。桌边坐着一个人，四十来岁，戴一副金丝边眼镜，穿藏青色长袍，外面罩着件深灰色马褂，头发梳得一丝不乱，像城里的教书先生。那人见郑耀先进来，站起身拱了拱手，微笑着说：“郑先生来了。请坐。”
郑耀先也拱了拱手，在他对面坐下。跑堂将门带上后，雅间里安静下来。那人提起茶壶给郑耀先斟满茶，又给自己续上，说：“路上还顺利吧？”
郑耀先说：“托贵处的福，一路还算顺当。不知道先生怎么称呼？”
那人笑了笑，说：“鄙姓严，严颂平。南京区的人叫我老严。这次请郑先生过来，是因为有些事电文里说不清楚。重庆方面对上海站最近的情况有些看法，让我先跟你碰一碰，再安排你上去。”他说“上去”两个字时，手指轻轻朝西边指了指，意思是去重庆。
郑耀先端着茶盏抿了一口，不紧不慢地说：“严先生是南京区的，还是重庆局本部的？”
严颂平说：“我原在局本部机要室做事，去年调到南京区。这次是毛秘书让我先跟郑先生见一面，说上海站的事你最有发言权。兄弟只负责传话和安排行程，别的事我不多打听。”
郑耀先听他说出“毛秘书”三个字时，心里已经明白了大半。毛人凤的手已经从重庆伸到了南京。眼前这个严颂平看起来温文尔雅，说话滴水不漏，就是毛人凤放在南京的一颗棋子，专门在自己回重庆的路上先进行一番软接触。这种软接触往往比正式审查更危险，因为对方会用极其温和的方式套你的话，把你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表情都记下来，等到了重庆再慢慢与其他人对质。
“严先生在机要室做过，那对上海站发到重庆的电文流程应该很熟悉。”郑耀先忽然把话题转到电文上。
严颂平点了点头：“多少懂一些。郑先生怎么想起问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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