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春云虽然站了起来，但还是保持了一副冲击过大而显得精神恍惚的模样，朱由检虽然看在了心里，却并没往心里去。
他和这个时代的人在价值观念上可以说是完全不同的，自然也就无法理解这些人对于皇权的敬畏和对于天子所居住的紫禁城的崇拜。
即便南京的紫禁城已经废弃了近200年，但也一样还是皇权的象征。这样的地方被崇祯拿出来抵押给商人，只为了借上一笔分期10年给付的款项，这说出来就实在太不可思议了。
这个借款合同要是传播出去，朝野上下的非议估计能把中央银行给埋了，汪春云正是想到这个后果才如此的惊恐不安。
但是对于崇祯来说，大明才是这一切的根本，如果大明都不存在了，别说南京的那处紫禁城，就是这北京城的一切都不会是姓朱的。
他这十余年来极力支持中央银行扩张，令的这家银行的年利润超过了从前两淮盐业一年收益的一倍以上，不正是为了在这重要关口拿钱出来填补财政缺口的么。
事实上，随着大明改革的推进，这个社会的权力基础正从土地占有发展为对于社会资源的占有上。过去的正统天命和所谓的皇室威严，正一步步的退让给掌握着大量社会资源的新兴工厂主和贸易商人手中。
在这个时候，皇室财产和国家财产的界限也变得越来越清晰。在过去文官就不满于皇帝动用户部资金修缮皇居，还整天想方设法让皇帝用内库补贴国家用度。
那么到了今日，文官们已经意识到，既然他们阻扰不了朝廷改革的推进，那么改革之后变得逐步健康起来的国家财政，就应该同宫内进行切割，以防止皇帝今后拿着户部的资金满足于私人的享受。
就目前来看，虽然皇帝还在用内库的钱补贴着国家用度，但正呈现着逐年减少的趋势。还有人则认为，如果能够把海关收回国有，国家财政缺口就可立即补上，甚至都不需要内库继续补贴了。
因此一些激进派官员开始主张，内外应当有别，公私应当分明，皇室用度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无限制，因此应当仿效当年张居正制定的宗藩奉养制度，由国家每年拨付固定的费用给予皇室，收回海关于国家，内务府名下的各投资实业也要进行重新甄别，将某些产业收到户部名下。
应该来说，站在这些官员的立场上，这些建议也不算是错误。即便崇祯上台这些年来筹集了大批资金补贴国用，也不能改变其兄长和祖父大肆动用户部资金消耗在自己和子女身上的事实。
如果不是前几任大明皇帝的肆意挥霍，天启、崇祯登基时国库也不至于如此空虚。因此，这些官员想要趁着改革继续推行的时机，把皇室用度固定下来，从而尽可能的制造皇帝动用户部资金的障碍，也就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这些官员的主张自然遭到了内务府上下的反对，除了海关这一块之外，内务府投资的各种事业，完全同外廷没有任何关系。这些外廷的文官不仅想拿走海关的管理权，还想拿走他们辛苦创造出来的财富，这不是踩鼻子上脸么。
就算是崇祯自己，对于这些官员的上书也是极为不快的，虽然他知道这是国家财政走向制度的必然化，但是在眼下的大明，失去了对于财政权力的自由支配，也就等于是放弃了手中的权力，而那些文官又未必能够解决大明当下的麻烦，这自然是不能被他接受的。
当然这件事他也不能轻易的去对待，毕竟他可是拿着这样的借口清理了宗藩和勋贵的年俸，如果到了自己身上就改了规则，势必造成守旧派的反扑。
在这样的局势下，朱由检就有必要未雨绸缪，把某些东西先划分出去了。比如北京和南京的紫禁城，这两座宫殿和其中服务的太监、宫女，他觉得就应该归国家所有，而不能算在未来的皇室用度之内。这种依仗着整个国家财力修建起来的宫殿，后期的维护费用可不是固定的皇室用度能够负担得起的。
所以即便汪春云在怎么难以接受，他也是要把南京的紫禁城抵押出去的，然后再让朝廷慢慢赎回来就是了，这样也就能够打破紫禁城为皇帝私有财产的概念了。
示意汪春云喝口茶平复了下情绪之后，朱由检才说到了今日要交代的第三件事，“正旦之前，沈阳那边派出了一个使者团，送来了黄台吉的亲笔信，信里的语气呢倒是颇为谦恭，表示满清愿意向我大明臣服，尊我大明为宗主之国，其愿自去汗位，受我大明册封，如朝鲜王例。
自此满清将为我大明一属国，爱新觉罗氏将为我大明永镇辽东，两国从此永罢刀兵，共享太平之世。
朕交代你的第三件事，便是想要让你代表朝廷去同这位满清的使者谈判。”
受了刚刚这么大冲击之后，面对皇帝这样出人意料的委任，汪春云反倒没有这么惊讶了，他只是有些恍惚的说道：“可是臣不过是一个商人，并不了解如何谈判言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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