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汝岳等人做实验准备的时间，杨锐自顾自的拆读信件。
后世有微信，有qq，有短信，有电话，还有邮件等等联系工具，但在80年代的中国，信件就是最基本和最重要的联系工具了。
问80年代的中国人，没有写过信的可能绝无仅有，但没有打过电话，或者拍过电报的就太多了。
虽然杨锐每天想打电话就打电话，但他是土豪阶级，与普通人是无法类比的。
现在寄一封信才几分钱，打电话却可能要几块钱，而且，电话也不是想打就能打的，例如西寨子乡，有电话的除了乡政府以外，就是邮政所，电话也不是拿起来就能拨通的，人工转接一路到北京，说不定要一半个小时的时间，占线等待两三个小时都不稀奇。
可以说，1984年打往北京的电话线，比2014年开往北京的路还要堵。
杨锐在锐学组的同学，还有开会认识的专家，甚至他不认识的专家，也都喜欢写信给他。
现如今，一名普通的大学生，一个学期收发十几封邮件实属正常，不像是后世那样，寄信就要寄好几页，许多人都喜欢写大字，一页就写二三十个字，一封信下来，很可能都没有144个字。
而这些信件，聊天的有，问候的有，谈工作的也有，但大部分都是聊天的。
杨锐也是习惯了写短信，他左边放着信，右边放着信纸，一边看，一边就回信，信写好了，装进信封，封口后，再将回信与寄过来的信用橡皮筋一绑，自然有科研狗之后帮忙填写回信地址，贴邮票并寄送，比收发手机短信的步骤也麻烦不到哪里去。
当然，前提是有科研狗帮忙。
十几封国内信件下面，另有四封国外的信件，自从杨锐参加了“国际医学与生物工程”之后，就有认识的专家教授寄来交流信，等他发表了《cell》以后，更有不认识的外国人寄信过来。
他是论文的通讯作者，自然要把联系方式刊登在《cell》上，对生物科学界来说，重量级的论文，也就等于是黄金广告位了。
杨锐不急不缓的拆信，回信。
这就像是后世的研究员要每天写电子邮件一样，看信和回信从来都是研究者工作的一部分。
这种工作方式，可以前推两三百年。高斯的许多著名发现与成果，甚至都是后世学者从他的信件里刨出来的。
同样在唐集中实验室里工作的助教和讲师都羡慕的看着杨锐用英文写信，这是大家争着抢着参加国际会议的原因之一，对学生来说，有一名外国笔友或许是很酷的事，对学者来说，有一名外国学者交流心得，那是实实在在的帮助与促进。
“咦。”拆开最后一封信，杨锐却是有些惊讶。
“有好事？”实验室里的头犬谭助教溜达了过来。
“《jmc》想让我看一篇论文。”杨锐没有回答好坏。
谭助教“咝”的一声，倒吸一口凉气：“是你发表了论文的《jmc》？”
“对的。”
“《jmc》邀请你做审稿人？”实验室里的二把手范讲师也被吸引了过来。
杨锐依旧点头，道：“他们也是同行评审的机制。”
杨锐以前就做过《生物化学系统生态》的审稿人，也很是审过几篇论文。不过，钾通道的科研竞赛开始以后，杨锐就没时间审稿了，接连拒绝了几篇。
当然，《jmc》这个级别的稿子，杨锐还没有审过。
尽管国外期刊对审稿人的要求不是很严格——毕竟是一件义务工作，且有两三个人同时进行，但是，他们对审稿人最起码的资格审查还是有的。
尤其是《jmc》这一级别的期刊，他们邀请审稿，本身就意味着一种资格认定。
如果只是在该期刊上发表了一篇门槛论文，那编辑除非是撞昏了头，否则是不可能邀请审稿的。
另外，被邀请的审稿人的身份，对是否被邀请，其实也会有很大的影响。
如果是世界名校的教授，肯定会给编辑多一些信心——绝大多数的期刊编辑都只具有基本的科研水平，至多在某方面有所建树，对于论文的内容是否符合期刊的要求，是否有价值，期刊编辑完全有赖于审稿人的判断。
作为媒体的一种，期刊社顶多邀请一两名厉害的教授撑门面，但他们不可能让每名期刊编辑都变成达芬奇。
可以说，选择正确的审稿人，是期刊编辑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出于谨慎，越是知名院校或研究机构，越是发达国家的院校和研究机构，就越容易受到编辑的青睐。
84年的北大，还远远够不上世界名校的标准，来自外国期刊的审稿人邀约自然不多。
谭助教眼馋的走过来，干脆站在杨锐身后，问：“谁写的论文，能看到吗？”
“应该能看到吧，同行评审是单盲吧。”范讲师与谭助教并排而站，他也就毕业3年，还没有做过一次审稿人呢。
杨锐笑着点点头，道：“应该是单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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