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安德鲁离开巴塞罗那的前10天，也就是12月16日，被誉为外省“超级恐怖分子”的卡里埃，被革-命法庭判处了死刑，而且当日就送上断头台。
而在此数周前，罗伯斯庇尔从断头台下拯救的71名吉伦特派的同情者，包括托马斯-潘恩等人都被恢复了国民公会的代表资格。
此刻，巴黎乃至全法国的政治风向转变已彻底完成。只是即将到来的1795年，并非大部分人认为的和解一年，反而成为复仇的一年。
尽管巴黎警察局长德马雷，在写给安德鲁的密信中反复提及，巴黎市民普遍欢迎关闭雅各宾派俱乐部和处决卡里埃的决议。然而，安德鲁对此不以为然，那是他确信这位巴黎警察局长显得过于乐观了，从而犯下一个“幸存者偏差”的认知错误。
在大恐怖消失之后，经济问题也再度成为巴黎的大麻烦。
虽说安德鲁准确预见了1795年冬季的超级寒冷，使得国民公会领导的中-央政-府各部门齐心协力，不断从富庶的德意志中部、意大利半岛南部、伊比利斯半岛、北美大陆，甚至是北非一带采购粮食，但也只能满足各个城市居民的基本口粮。
值得庆幸的，由于北方战线在半年前移到荷兰境内，使得里尔到敦刻尔克一带的煤矿，彻底摆脱了战乱威胁，其产量一下猛增到一年之前的六倍有余，而且价格还下降了30%左右。
由于大量的廉价燃煤，持续供应到首都和巴黎盆地，加之安德鲁指导发明的“新式蜂窝煤技术”的广泛传播，使得北方各个城市，并没有出现历史上大规模冻死人的惨烈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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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中-央政-府难以顾及到的广大乡镇与农村地区，饿死人与冻死人的现象依然广泛存在。于是，数以十万计的民众开始自发的集结起来，涌向拥有廉价粮食和温暖炉火的大城市。
来自城防宪兵部的报告中证实，在最寒冷的那个月里，来到巴黎的外省难民数量，每天就多达两千人，而且这个数字，还是沿途各城镇拦截流民之后的。
在糟糕的环境下，巴黎依然我行我素的进行着反对雅各宾派的政治斗争。
如今，巴拉斯和弗雷隆麾下的“金色青年团”已经成功控制了巴黎的每一个剧院。一旦剧院里上演了右派分子不喜欢的左派剧目时，这些人都高呼“人民在觉醒”的战斗口号，或是高唱《马赛曲》作者鲁热-利尔，谱写的《热月九日之歌》，大肆的破坏演出。
在大街上，头戴红帽子与高唱《马赛曲》的人，会受到嘲讽与攻击，自由树都被砍倒，大恐怖时期的口号标语也被涂抹干净。
不仅如此，“人民之友”马拉的塑像被公然捣毁，整个城市掀起了一阵反马拉崇拜运动，甚至有人宣称要将马拉的遗骸从先贤祠里拖出来，扔到郊外的荒野里喂狗……
面对右翼分子的挑衅，巴黎东部各区无套裤汉残部，依然在顽强的加以反击，只是这些革-命者失去了他们的领导机构巴黎公社，加之身为左派领袖的比约-瓦伦和科洛-德布瓦等人，现如今一个个都麻烦缠身，而无法公开领导东部群众加以反击。
于是，很多无套裤汉稀里糊涂的选择了一种更极端的做法，他们积极响应律师巴贝夫在左派报纸《人民保民官》的号召，决定发动一场新的人民起义，继而推翻腐朽反动的国民公会，恢复《1793年宪法》，并贯彻其中的民主精神。
毫无疑问，巴贝夫和众多无套裤汉的这种不理性做法，最终适得其反，也正好落入右派分子精心设计的圈套之中。
自从1794年9月18日，国民公会最终放弃了宣誓派教会，也不再给“国家教士”与“理性教堂”支付薪水和各种费用之后，意味着法兰西不再认可卢梭主张，罗伯斯庇尔实施的“最高主宰”。
于此同时的，国民公会也彻底放弃了大革-命时期以来，包括布里索、孔多塞侯爵、罗兰夫妇、马拉、丹东与罗伯斯庇尔等，无数革-命者倡导的“国家教会制度”。
最终，教会与国家还是正式的分离了。
于是在1795年的新年伊始，国民公会也水到渠成的，通过了一条有关放宽天主教会管制的法令。
该法令宣布任何宗教，都可以按其意愿自由进行宗教活动；宗教被确认为私人事务，地方政-府不得给予任何形式的认可或支持。
此外，宗教信仰的任何外在表现形式，如僧侣的服饰、礼仪和教堂的钟，仍然被严格禁止。而且，信徒应购买或是租赁宗教活动场所，并向自己的教士或神父支付费用。
这些条款原本是想着限制宗教传播，但在法令通过之后，教士们诧异的发现赶来的信徒都表现的非常愿意，很多人为了教堂重建，宁愿掏空了他们口袋里的最后一枚铜板。
在安德鲁的马车进入凡尔赛镇时，他看到此处正到处公开做弥撒，在房间里、公寓里、大厅里，还有此修道院的小礼拜堂。所有人都去听弥撒，时间从早上六点持续到中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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