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建国于10世纪中叶的“大波波”，其祖上的确也阔气过两百多年，甚至还从蒙古、奥斯曼土耳其手里拯救了虚弱的欧洲。
17世纪时的“波兰立陶宛联邦”，属于欧洲人口和土地面积最大的国家，人口超过了1100万，领土占据了东欧平原大部，涵盖现今波兰、立陶宛、白俄罗斯、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摩尔多瓦、乌克兰、斯洛伐克以及大片俄罗斯土地。
也是那个时候，波兰立陶宛联邦风头无两，单枪匹马战胜周边各国，将瑞典、普鲁士（前身为条顿骑士团）、俄罗斯（之前的莫斯科大公国），甚至是不可一世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一个个打翻在地，高唱“征服”。
特别是1612年，波兰立陶宛的君主齐格蒙特三世强势攻占了莫斯科，连续扶植两个傀儡沙皇，给俄罗斯人留下无比惨痛的记忆。从此，同为斯拉夫民族的俄罗斯和波兰两国，就埋下了长达4百年的仇恨种子。
种什么因得什么果，波兰最终灭于俄国之手，事实也怨不得他人。
在1683年的维也纳战役中，波兰与立陶宛联邦国王约翰三世·索别斯基率领的波兰和神圣罗马帝国（奥地利、德意志）的联军，打败了大维齐尔（宰相）卡拉·穆斯塔法·巴沙率领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军队。
而这，也将是“大波波”的最后辉煌了。
后世在归纳与总结波兰王国衰落的诸多原因中，那种不合时宜的“贵族共和制”是被提及最多的。
当时的波兰贵族或许是出于对强大王权的恐惧而笃信被称为“黄金自由”的政治哲学，缔造并发展出当时“欧洲最民主的政治制度”：贵族民主制。
贵族们原则上平等以待，彼此以“兄弟”互称。相对“平民”而言，他们是拥有人身豁免权、财产免受侵犯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代表国家的“波兰人民”。
其所有的贵族成员，无论贫富贵贱，均被认为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享有从事农业生产、对外贸易和宗教信仰的完全自由，甚至握有选举国王、私下结盟和反叛国王的权力。
贵族们机械性的套用古罗马政治文化，通过排挤两院制全国议会成为最高权力机关，依赖贵族的个人品行，并基于“全体一致”的立法原则决定国家事务。王权则受到议会的削弱和制约，迫于“契约关系”而屈服于贵族的特权和法律……
然而作为波兰生死大敌的俄罗斯，从17与20世纪的数百年间，甚至是后世的21世纪，依然推崇一种“强人统治”模式。
基于此，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那些在为祖国救亡图存而浴血奋战的波兰革-命者中，无不推崇那一部《五三宪法》，希望能从制度根源上改变波兰的悲惨命运。
不过，这些都与穿越者无关。
对于后世的国人而言，波兰的印象一直非常糟糕，尤其是在九一八事变之后，波兰是唯一在国联会议上，公然支持日-本侵略中国的欧洲国家；等到前苏-联时期，及北约东扩……
当然，屁股决定头脑。尤其是当安德鲁坐到法兰西执政官的位置之后，他必须从地缘政治的全局高度，来看待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
尽管安德鲁与热月政变之后的法兰西政-府，孜孜不倦的谋求于共和国与其他欧洲诸国的和平共处。为此，热月国民公会愿以国家根本大法（宪法）的形式，限定了法兰西共和国的最终疆域，发誓不再谋求欧洲大陆的一寸土地。
不仅如此，身为国家执政官的安德鲁等到“牧月暴动”后，第一时间接见了普鲁士、西班牙与巴达维亚等国驻法大使，以及丹麦和瑞典的特使。
期间，他代表法国表示：法兰西政-府与共和国的军队，不会再向其他国家传播“自由、平等、博爱”的革-命思想，并愿意与其他君主制国家，尤其是与英国、瑞典、瑞士、奥地利、俄罗斯等，达成最终的和解。
然而，上述外交行为的效果并不好，甚至可以用糟糕一词来形容。
英国就算了，在经历了基伯龙半岛战役之后，共和国没指望与其和平相处了，基于此，安德鲁批准了军情局，针对英国驻瑞士公使威克姆爵士的一系列惩戒行动；
瑞典，曾经的北欧雄狮，如今的寡国小民而已。如果不是它占据着欧洲最优质的铁铜矿资源，或许安德鲁就懒得加以理会；
瑞士，这个“自作孽、不可活”的山地国度，既然它始终如一的反对共和国，那么安德鲁准备给予它一场期盼已久的战争；
如果那位曾结成法奥联姻的考尼茨亲王如今仍健在的话，安德鲁相信共和国有相当大的可能性提前结束与奥地利的战争。至于继承了他那种“实用主义”的外交策略的孙女婿梅特涅，如今还是太嫩了。
在强调论资排辈及保守主义横行的维也纳宫廷，梅特涅必须蹉跎一段时间，其外交才华与政治抱负，还要等到哈布斯堡家族及其它统治的国家处于亡国灭种的危机时刻，才会爆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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