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阿济格在率部丢弃银车，逃过太子河北岸以后，也知道问题有点严重了，所以他没敢径直逃回盛京城，而是在太子河北岸几十里的虎皮驿、柳条寨一带驻扎。
从三月底到四月中，仍不断派遣马队南下，一再与派兵北上哨探的祖克勇麾下金海东路团营骑兵遭遇，并相互搏杀。
而在这个过程中，阿济格的人马也渐渐收拢了不少从辽南战场上逃到太子河北岸的散兵游勇。
甚至在其率领主力撤回盛京城以前的半个多月时间里，还俘虏了几支被派往太子河北岸侦察敌情的金海镇巡哨小队。
其中有些人就是从南褚、毕力克图、白尔赫图、罗硕他们麾下队伍里挑选的向导。
至于这些因为了解太子河北岸地形而被挑选做向导的人，在过了太子河后，是不是有意逃回阿济格那一边，或者有意将他们被临时编入的巡哨小队往清虏的埋伏里带，不太好说。
但是，这些人在面对阿济格的人马时，确实没有什么战斗意志，一旦被围就投降，不仅很少拼死作战的，而且被俘后将自己知道的和听说的东西全都吐了出来。
也征因此，不仅杨文魁作乱献城、孔有德被俘自杀，孔有德部将集体投降的消息，很快就落入阿济格的耳朵，而且南褚在被俘后投降，毕力克图、白尔赫图全都率部投降的情况，也被阿济格及其麾下人马所掌握。
而当阿济格命人将这些情况写在自己的悔过书里，上报到多尔衮面前，并将辽南防线的全线崩溃归咎于这些人的投降的时候，他的那些问题，在得知详情后极度震惊的多尔衮眼里，已经算不得什么了。
杨文魁、杨声远以及孔有德的那些部将们，他们在被围困后选择投降，多尔衮多少还能理解其中的原因，毕竟这些人原本就是投降过来的降将。
这些人去当三姓家奴，虽然可恨，但他们本就是汉人，他们的行为是有迹可循的，是可以预判的，因而也是可以提前采取措施加以防范的。
可是南褚、毕力克图、白尔赫图，包括罗硕，这些人怎么防范？
至少在多尔衮以及许多八旗权贵眼中，这些人可是正儿八经的出身于大清国的满蒙八旗啊！
南褚甚至是皇亲国戚，一直受到优待和重用。
而毕力克图，其出身也是科尔沁草原上的博尔济吉特氏，与盛京皇宫的几个后妃系出同源。
还有白尔赫图，其人出身叶赫，乃是苏克萨哈的族弟，而苏克萨哈目前颇得多尔衮倚重。
至于罗硕，出身镶白旗瓜尔佳氏，是天命年间的重臣瓜尔佳费英东的侄孙，而其父扬善，现如今还在做着两黄旗之一的镶黄旗大臣。
这些人有一个算一个，几乎全部出身大清国八旗上层核心圈子的高门望族，他们在盛京城的亲属、宗族关系错综复杂，怎么处置？
要说完全不处置，直接装作不知道，那肯定是不行，因为整个辽南防线全面崩盘，总要有人出来负点责任。
但要说全面整治一番，搞得鸡飞狗跳，那也不行，真要牵连太广，接下来的仗还打不打了，盛京城还守不守了？
对此，多尔衮非常头疼。
当然这段时间以来，令他头疼的事情还不止是这些。
事实上从三月开始，特别是进入四月以来，大清国后方的粮荒情况越发严重，已经到了再也无法忽视的地步。
一方面，为了保证盛京八旗以及广宁、铁岭、兴京等地驻防八旗的粮食供应，他们在二月和三月再度从各处八旗田庄征集了绝大部分的余粮，加剧了下面八旗庄田的粮荒。
另一方面，关外的三、四月正是青黄不接闹春荒的时候，今年的气候又晚了一些，哪怕是靠着山，靠着河，也找不到多少可吃的，下面的庄屯里饿死人的事情越发多见。
而所有这一切，都导致了进入三月以来，后方各处庄屯里的逃人现象愈发普遍。
有不少偏远地方的庄屯，直到征粮的队伍过去催收，才发现庄子里的庄头下人与包衣奴婢们，早已逃亡一空。
一开始，这样的情况还只是零零散散出现在佟佳江中下游地区，还有草河上游地区。
但是进入今年三月以来，富尔江上游的庄屯，还有太子河上游几乎整个南岸地区，都陷入了逃人无数的局面之中。
为此，早在今年三月里，多尔衮还命内三院大臣们重修颁布了新的“逃人法”，比以前施行的“逃人法”更加严厉。
但凡下面庄子里有一人逃亡，不仅其家人邻里要连坐治罪，甚至整个庄子的庄头奴婢们都要受牵连，轻则鞭笞上百，重则全家处死。
然而新的“逃人法”颁布下去后，并没有遏制住下面庄头奴婢们逃亡的风潮，甚至还有点适得其反。
如果说以前主要是庄子里的一些青壮男子铤而走险舍命逃亡，各处庄屯里还会剩下一些老弱妇孺勉强劳作的话，那么现在，已经是整个庄子的男女老幼一起冒死逃亡了，鸡犬不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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