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现在的销路如何，各局各厂报上来的账目，查验没有，征讨罗刹国，有没有成功刺激经济，让各局各厂不用再减产？”
朱由校回京后没多久，就询问起了辅臣们关于大明帝国的经济状况。
能否让大明帝国渐渐突显的经济危机通过对外战争得到解决，是他现在最关心的事。
至于大量出现的中产者，迫切希望朝廷在制度上改革的事，他这个皇帝还没心思去关心。
这些年来，随着朱由校年龄的增长，以及自身通过对中华之学问的学习加深后，他已对如何治理好眼下已步入另一种社会形态的大明帝国有了不一样的想法。
即位之初，他因为大明按原历史只有二十四年国运的危机，而敢放手一搏，不计后果地革新除弊。
但现在，对于改制，他已不再那么急切，甚至趋于迟缓。
以前保守的是官僚士大夫，激进的是天启这个少年帝王。
那时候的朱由校动辄就要掀桌子，以大不了造反重来的方式，逼着一帮子老臣要么变成他革新除弊路上的尸骸，要么成为他一手扶起来的新勋贵。
而现在保守的是他这个天子，激进的是不少官僚士大夫。
以前的大明社会参与政治的只有食利者。
现在的大明社会参与政治活动的除了食利者，更多的是普通百姓，这些百姓里有大量学生、大量商人、大量职工、大量不再为朝廷缴税的农民。
所以，如今的大明社会更复杂，中间阶层非常庞大，更像是一个橄榄型社会。
而且大都文化普及度高。
也就使得民间因为欲望的不满足而在政治上有激进要求的人特别多。
朱由校现在很信奉司马迁的一句话，即：“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如今，他也就懒得主动去做什么变法，而只宁肯顺着天下时势，走一步看一步。
可以说，他现在只有等着别人拿刀架在他脖子上逼他时，他才愿意变什么法。
因为在那种情况下，朱由校才确定自己变法才是顺了天下时势，如果他再顽抗，就会成为第一个被送上斩刑台上的皇帝。
自然，朱由校也不会强行阻止大势。
他知道随着资产阶级和手工业者的增加，君权下落，是必然的。
所以，朱由校这个皇帝现在是既不主动让权，也不强行阻止，他在逐渐的把自己剥离到持各种思想的团体之外，而像一个修补匠一样，只在利用依旧独掌天下的皇权修补着帝国在经济和民生上的各处问题。
当然，少了锐气的朱由校也知道自己在面对已经工业化的新大明帝国时，也确实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在政体上去改造他。
“回陛下，销路好了不少，根据各处官营产业所报上来的账目，盈利情况大为改善，征讨罗刹国，以及这次出兵倭国，倒也让官营的各处产业增加了不少订单，尤其是军事上的订单！减产的标准可以降低一些，不过，还没到可以增产的地步，尤其是一些民用的工业品，主要是因为市场还没彻底打开，无论是倭人还是罗刹人，现在还没彻底变成可消费我大明工业品的群体！”
刘鸿训回道。
作为辅臣，他也和皇帝朱由校以及其他辅臣一样，在执政时，也只将权力用来修补帝国的各种实际问题，或为天下生利，而也不会去提出什么改革变法的事来。
朱由校听后点了点头，拧着眉头，自言自语道：“竟然还没有到增产的状态，外邦与我大明富庶程度竟差别这么大！”
说到这里，朱由校又问道：“最近还有什么重要的事。”
卢象升这时候站了出来，道：“启奏陛下，据海外各殖民地总督和藩国国王奏报的情况看，近年来，我大明在南洋和印度、以及缅甸这些地方的殖民区域内，土人暴乱的次数明显增多，规模也在增大，所谓要求独立的运动风起云涌！”
“这跟大明帝国整体经济开始低迷有关，因为国内百姓收入增长程度下降，所以需求减少，而我大明在殖民地的各项产业，如采矿这类，不得不削减当地雇工，以致于土人因为收入下降，而开始萌发不满！”
“再加上，我们在当地的权贵官僚和士绅盘剥过重，也就使得叛变者增加，开始闹着要恢复自己的民族，恢复自己原有的王朝！而这些殖民区也因为动乱加剧，而影响了当地的市场，进而影响本土的商品出口。”
“这都是连锁效应，只能等大明继续从外扩张的方式来解决，尽量让不事生产的人少点，至少要不事生产的人里，就只是汉人。”
朱由校说着就又问道：“还有别的事吗？”
“回皇爷，地方各处的东厂奏报，最近有越来越多的士民在暗中组织要来北都请愿上书，说是请求朝廷变法，左右内容不过是要限制君权、要给予地方自治之权、精简机构、裁撤冗官冗兵冗工，让各行各业的交易更加自由等等，他们不少人在说还要用罢课罢市罢工的方式，让皇爷和辅臣们听听看，什么是民众真正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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