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上都是汉字，德川吉宗亲自在圣堂给人讲过朱子学，汉学水平还是足够的。
越是水平够，看的越来气。
刘钰现实义正辞严地质问德川吉宗，为何要纵容萨摩藩侵占琉球？固然是从德川家康时候开始的，但是延续到现在却未制止，难道这不是罪恶吗？
知乱而不拨，亦为罪也。
又质问德川吉宗，何以行桀纣之政，征收超过四成的贡赋，此隋炀亦不耻云云。
看到刘钰满篇的仁义，德川吉宗不怒反笑，他是真的被气笑了。
在刘钰垄断长崎贸易之前，也不是没有其余船主的唐人风说书，里面对大顺的情况介绍了许多。
的确，理论上大顺的正税不高，可是佃户依旧缴纳将近五成的地租，甚至更高，这些东西唐风说书上都写的明白。
心想无非是我将税直接收到手中，而唐国朝廷是没收那么多，可是地主依旧收的不少。
况且只怕你唐国尚不如我，若如前朝大明，若能保证公四民六、一人一作、地不得买卖，岂能亡国？若真能做到一人一作、公四民六，只怕亦算是善政了。
又想我虽为了增加收入，又加了税，以致五公五民，可我至少控制了土地兼并，不至有唐国兼并之势。即便开了商人垦田、默许租佃的头，以增加收入，却也未至之前唐人风说书中富者阡陌相连的程度。
我虽抬高米价，可武士与农民欣喜，商人固然苦痛，可自古仁政，岂有士农工商四民皆喜之政？米价低，则士农苦、工商乐；米价高，则工商苦、士农乐。世间安有两全法？
越看刘钰的信，越觉得刘钰虚伪。
只觉唐国之民尚苦，你既仁义，不去解唐人百姓之苦，何以来用仁义刺我？
当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看着这些洋洋洒洒的数篇仁义道德的指责，德川吉宗直接翻了过去。
仁义问题，自有儒生争辩，这都是毫无意义的问题。
他想知道刘钰到底想要什么。
翻过了四五页仁义、仁德、仁政的废话，终于到了图穷匕见的那一刻，德川吉宗骇然，这才明白这一次事情严峻了。
他以为大顺最大的要求，无非就是让岛津氏谢罪，再不掺琉球事。亦或者又是打嘴炮，逼其朝贡，哪曾想看到后面，句句惊心。
胸间郁结的气血不断上涌，让他的太阳穴一跳一跳的疼，倒像是江户湾的海潮汹涌而来冲击着他的脑袋。
直到看到最后，刘钰又“很好心”地提醒他，若是不想背这个锅，可由住在“僭洛阳”的那位去背，亦算是全了两人一面之缘的交情。
德川吉宗哼哼冷笑数声，心道你倒好心，连这个都想到了？
抬头又问那两个土佐的家臣。
“唐人舰船，着实不可胜？”
两个土佐的家臣回忆着在高知见过的战舰，回忆起战舰齐射将关船打碎的场景，伏地不敢言。
许久才道：“船坚炮利，非水军所能敌。一炮糜烂数十里，当者皆碎、山石俱裂，诚不能胜。”
又实打实地形容了一下唐人舰队的规模，将刘钰说“给他时间整理水军、会战于浦贺”的话转达之后，德川吉宗知道水军无论如何是赢不了的。
刘钰和史世用都来过江户，此番来既是有备而来，且有恃无恐，自是打定了水军不能交锋的主意。
若是信上的条件稍微再宽松一些，德川吉宗其实有心直接同意。可信上的条件，他无论如何是不能答应的，答应了便是死，无异于饮鸩止渴。
可水军不能胜，陆军看起来也不能胜，就算是江户最精锐的旗本，也不可能五百人攻破高知城，纵横土佐数十里无人能挡。
况且大顺大国也，岂能只有五百可战之兵？加以百倍，亦不算多。就算所有在籍的武士都召集起来，老弱病残全算上，江户也不守了，也不过三十万，这还打什么？
头越发的疼，德川吉宗扣下书信，叫那两个土佐的家臣先退下，又将亲信重臣老中奉行等皆召至身前，先将刘钰信中关于“开国”的要求说了一下。
后世日本电视剧里的常客、身份和名气类如天朝包拯的大冈忠相，此时正类似是“开封府尹”，留下了不少断案的传奇，此时又兼推广铸币改革和番薯种植，在开国一事上正有一些发言权。
当日刘钰来江户的时候，也曾有过一面之缘，也研读过刘钰留下的关于币制改革的小册子，当时还以为这是个不忠不孝只求自己快活的世外高人，哪曾想转眼就成了欺压幕府的大敌。
“将军殿下，昔日新井白石曾言：金银者非比米粟，不可再生。自朱印船贸易来，本国金银多半流失出外。为此新井白石立贸易信牌制，严防金银外流。将军虽不喜其人，却延其政，足见善政。”
“唐人之丝、绸、瓷等，皆被追捧。而长崎那边，唐人海商只喜铜锭，如俵物等皆不肯携带。”
“若开国，唐人货物涌入，本邦金银外流，不消数年，金银日少、货物日多，则金银价日贵一日，只恐両替商人必囤积金银。如此，恐又有唐人刘钰所谓‘通货紧缩’之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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