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里活道，港城三大古董街道之一，在阳光下闪烁着历史的光芒。漫步其中，置身于一个充满神秘和魅力的世界。另外两个地点分别是摩罗街和鸭寮街，各自都有着独特的气质和故事。摩罗街以老鼠货为主，就是贼赃，暗藏着无数不为人知的秘密和险恶。那些偷来的珍宝在此易主，每一件都承载着复杂的过往。而鸭寮街早期是电器跳蚤市场，古董是后面时期才加入的，更像一个不断进化的生命体，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改变自己的面貌。
原本荷李活道的周边布满了华夏人居住的小村落，宁静祥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然而，随着米国人的到来，这份平静被打破了。为了满足米国人的猎奇心态，人们开始变卖玉器和古董。那些曾经被视为传家宝的珍贵物品，如今成了交易的筹码。每一件流失的文物都像是一声叹息，诉说着时代的无情。
1949 年 5 月，大陆另一个政府撤离，犹如一场巨大的地震，震撼了整个华夏。大批拥有资金的资本家和古董商人纷纷南下港城，他们带着对未来的忧虑和对财富的渴望，踏上了这片陌生的土地。
比如着名古董商仇焱之先生，就在 1949 年关停了沪上的业务，到了港城继续经营古代陶瓷。他的眼神中既有对故土的留恋，也有对新天地的期待。每一件陶瓷都仿佛是他与过去的联系，是他在乱世中守护的一份执着。
北平大藏家郭葆昌虽在 1942 年去世，但他的大量藏品也在此时经由其儿子郭昭骏带往港城。郭昭骏背负着父亲的遗愿，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这些珍贵的文物，它们不仅是家族的荣耀，更是民族的瑰宝。
其中就包括了乾隆“三希堂”里的二希——《中秋帖》和《伯远帖》，也被带到了港城。这两件稀世珍品，承载着数百年的历史，见证了无数风云变幻。它们的到来，犹如两颗璀璨的明珠，为港城的文化舞台增添了无限光彩。
然而，在这繁华背后，又有多少人能听到这些文物无声的哭泣？它们离开了故土，漂泊他乡，命运未卜。这些流失的国宝，是否还能有重回故里的一天？这个问题，或许只有历史才能给出答案。
从 70 年代开始，港城经济如同一颗冉冉升起的明星，照亮了整个亚太地区。这座城市的繁荣不仅体现在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上，更反映在人们日益丰厚的钱包里。随之而来的是一批新兴的富豪阶层，他们不再满足于单纯的物质享受，而是将目光投向了更为高雅的精神追求。收藏，成为了这些有闲有钱人士的新宠。
他们中有人痴迷于青铜器上斑驳的岁月痕迹，有人迷恋瓷器釉面上流转的光华，还有人沉醉于古籍字里行间的智慧结晶。这群人不惜重金购买珍品，将自己的家居点缀得如同小型博物馆。他们的收藏不仅是财富的象征，更是文化品位的体现。
1976 年，随着那场席卷大陆的红袖标运动落下帷幕，文物艺术品交易的禁令也随之解除。这无异于打开了一扇尘封已久的大门，大量珍贵文物如同决堤的洪水般涌向港城。有的是通过合法的民间交易渠道，有的则是借助暗中的走私网络。荷里活道，这条古老的街道，成为了这股文物洪流的主要汇集地。
一时间，港城犹如一个巨大的磁场，吸引着四面八方的文物。从北方流传下来的青铜器，江南水乡孕育的精美瓷器，西部高原上的藏传佛教法器，无一不汇聚于此。港城俨然成为了一个庞大的文物交易市场，更是华夏文化瑰宝的集散中心。
随着文物艺术品收藏和鉴赏活动在港城渐成时尚，各行各业的精英人士纷纷加入这个圈子。企业家们将收藏视为一种投资，医生们将其当作精神寄托，文化名流们则将其视为延续文化传统的使命，而艺术家们更是从中汲取创作灵感。这种风潮席卷了整个上流社会，使得收藏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利，而成为了一种普遍的社交活动和身份象征。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各种收藏家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敏求精舍”和“求知雅集”等组织成为了这个圈子里最负盛名的存在。这些组织不仅仅是收藏家们互相交流的平台，更是学习、研究和鉴赏的殿堂。他们定期举办展览、讲座和交流会，不仅提高了会员们的鉴赏水平，也为整个收藏界注入了新的活力。
在这波收藏热潮中，一批享誉海内外的港人大藏家脱颖而出，如：张宗宪、杨永德、赵从衍、徐展堂等。
80 年代伊始，荷李活道的古董市场如同一颗璀璨的明珠，在港城的街巷中熠熠生辉。店铺橱窗里，那些高古陶瓷的釉色在阳光下流转，玉器的温润光泽更是让人心醉神迷。每一件展品背后，都仿佛诉说着千年的沧桑故事。
此时的华夏与米国正就港城回归问题展开漫长谈判，政治的不确定性如同一片阴云，笼罩在这座城市的上空。这种微妙的政治氛围，却意外地催生了一股移民潮，那些即将离开的人们，纷纷将祖辈传承的古董家具变现，使得荷里活道成为了一个巨大的文物集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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