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昺掌政后一直希望建立其依法治国的制度，对此‘法外开恩’的道具自然做了番研究。其实所谓的“免死金牌”，是在宋朝开国初太祖皇帝赵匡胤为安抚地方军阀用的招数而已，其曾赐李重进、苗傅、刘正彦等将领丹书铁券，但赐丹书铁券并非常制，且随李重进、苗傅、刘正彦叛变事败，自焚、被诛，铁券也随之被销毁，铁券之制遂不复存。因此在宋朝司法过程中，不可能出现丹书铁券对抗尚方宝剑的戏剧性情景。
可见即便领了丹书铁劵的人也并非就能都能逃得一死，且是赵匡胤的个人行为，其后再为出现赐丹书铁券的好事发生。而据赵昺所知事实上宋人的法制观念是排斥免死金牌的。他们说：“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共也……故王者不辨亲疏，不异贵贱，一致于法。”
太宗时，任开封府尹的许王赵元僖因为犯了过错，被御史中丞弹劾。元僖心中不平，诉于太宗：“臣天子儿，以犯中丞故被鞫，愿赐宽宥。”太宗说：“此朝廷仪制，孰敢违之！朕若有过，臣下尚加纠摘；汝为开封府尹，可不奉法邪？”最后，贵为皇子的赵元僖“论罚如式”。
宋太宗也曾想庇护犯法的亲信，陈州团练使陈利用自恃受太宗宠爱，杀人枉法，被朝臣弹劾，本应处死刑，但太宗有意袒护他，说：“岂有万乘之主不能庇一人乎？”宰相赵普抗议道：“此巨蠹犯死罪十数。陛下不诛，则乱天下法。法可惜，此一竖子，何足惜哉。”最后太宗不得不同意判陈利用死刑，想想皇帝本人也庇护不了犯罪的亲信，何况免死金牌？
由此可见宋人的司法，并不倚重代表特权的权力道具，而更强调三尺之法。至少在理论上，宋朝法官要让犯死罪的权贵伏诛，只需凭头上三尺之法，不必看手中有没有尚方宝剑。
而如潮剧《包公智斩鲁斋郎》、川剧《破铁卷》讲述的世家公子鲁斋郎自恃有祖传的丹书铁券护身，无恶不作，无法无天。为了能将其铲除，最后包公只好采用瞒天过海的非常手段，在刑事呈报文书上将“鲁斋郎”写成“鱼齐即”，骗得皇帝核准死刑，批回文书，再改为“鲁斋郎”，才将这个大恶霸押上刑场处斩的事情。
所以在此案中的包拯才是个‘二傻子’，其费劲巴适的忙乎半天完全是画蛇添足，根本不需要。事实中就像包公审案中诉讼两方被带上公堂，下跪叩首，然后整个过程都一直跪着及“那厮你怎么不跪！”的戏码在现实中都不会出现。
赵昺知道按照现代人的研究认为在古代司法实践中，无论是刑事案件，还是民事诉讼……涉讼两造，包括其他干连证人等一旦到官受审，不仅要下跪叩首，而且还要受到‘喝堂威’的惊吓。这一制度的设定，是为了“使涉讼之人在心理上有了自卑感。
跪礼在宋代之后，含有卑贱、屈辱之义。事实上，赵昺当了这么多年皇帝，臣僚们日常上朝都是躬身施礼，不必行三拜九叩的大礼，不过他们却不能坐着，只能站着听自己训话。而诉讼过程中有点儿像现代司法中，在宣判前‘不能确定谁有罪的情况下’，只能以嫌疑人对待，不会出现‘跪讼’的情况，当然也不会像现代给他们座位的。
这些当然也不是赵昺瞎说，而是有明文规定的。据官箴书《州县提纲》规定的州县审讼标准化程式是：“受状之日，引（诉讼人）自西廊，整整而入，至庭下，且令小立，以序拨三四人，相续执状亲付排状之吏，吏略加检视，令过东廊，听唤姓名，当厅而出。”可见宋朝平民到法庭递状起诉是用不着下跪的。
朱熹当地方官时，甚至还曾制订了一个“约束榜”，对诉讼程序作出进一步的规范，其中一条说：州衙门设有两面木牌，一面是词讼牌，一面叫屈牌，凡非紧急的民事诉讼，原告可在词讼牌下投状，由法庭择日开庭；如果是紧张事项需要告官，则到“屈牌”下投状：“具说有实负屈紧急事件之人，仰于此牌下跂立，仰监牌使臣即时收领出头，切待施行。”跂立二字也表明，民众到衙门告状无须下跪。
进入庭审阶段，按《州县提纲》的要求，开庭之际，法吏“须先引二竞人（诉讼两造），立于庭下。吏置案于几，敛手以退，远立于旁。吾（法官）惟阅案有疑，则询二竞人，俟已，判始付吏读示”。朱熹的再传弟子黄震任地方官时，也发布过一道“词讼约束”，其中规定：法庭对已受理的词讼，“当日五更听状，并先立厅前西边点名，听状了则过东边之下”。也就是说宋代法庭审理民事诉讼案，并未要求诉讼人跪于庭下。
不过跪讼的制度当下确是在一江之隔的蒙元的诉讼人的规定动作，他们那边都是跪着听讼的，所以赵昺以为后世的明清正是继承了蒙元的这项制度，只有取得功名的士子乡绅，才获得“见官免跪”的特权。而“包公戏”的编剧们，显然是将元明清时期的庭审制度硬套到宋人身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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