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公文满案，还有这么多看似不相干的奏表要处理回复，赵昺的‘工作量’是大大增加，每可谓是废寝忘食，也让身边的人，尤其是几个老婆心疼，但又十分不解。因为这些奏表都是未经中书，而是直接从地方送入宫中的，也就是与大宋上奏的制度有违，且这样事无巨细都要奏一下的样子，在他人看来更像是皇帝自找麻烦。
不过究其根本这麻烦还真是赵昺自找的。当初他初到这个时代就赶上了这个下大乱的时代，凭着自己的聪明和‘特殊地位’拉起了一支队伍，并逃到了琼州。其中虽有像应节严和江璆及邓光荐、陈则翁这样进士出身的高级知识分子。也有如蔡完义、蔡乔、黄显耀及庄思齐等这样的官吏及地主出身的人，可更多的是出身军旅和草莽及底层社会的人。
用现代的话就是队伍的成分比较复杂，整体素质不高，尤其是文化水平普遍低下。不过在开始时并无什么影响，那时候人数少，大家又是聚居一处，有什么事情无论的公堂议事，还是私下里讨论，基本无需动笔，即便行文也是简单明了，就事论事，无非是用词缺乏斟酌，看着有失文雅。
但是随着队伍壮大，尤其赵昺继承大统，行朝迁至琼州，定府城为行在后，他也住进宫郑如此一来，大家见面的机会少了，且一切都正规起来，公文往来也亦要依照旧时的定制。随迁而来的官员的文化素质要比帅府一帮人要高的多，且又多有官场经验，这对他们来不叫事情，对帅府一班人可就要了命啦！
按照大宋的奏疏的规制，人臣对上行文须符合“奏议宜雅”的写作要求，也就是要符合三纲五常的道德观念和语言雅正的语体规范。于是公文作者要多引经据典，就是以此来表明自己所言援自古人，符合道统，起码可以保证不出格，不失范，不容易被人挑剔或驳斥。
同时在写劝谏类文书时，常引用古训良言以表明自己的观点在道统的框架之内，符合“大道”。以此避免了君主有被冒犯之感，是柔而不犯的好方法。长久以往便形成制度，就如同最高指示一般，开篇必须要引用圣人之言，否则便无法成文。
另外宋代文人推崇古人，喜欢引用古人经书中的语言来明当下的问题，论证自己的观点，这无疑更具有服力，你的能力和学问总不能超越先贤，让你无法驳斥。而作者也正是通过引经据典，援古以证今，是思不出位的构思方法，而使文章的论证无懈可击，虽赢绑架’之嫌，却也达到了自己上疏的目的。
由此大宋官场形成了固有的文风，公文大量引用经书，几乎到了每篇必用的程度，儒家经书如《论语》《孟子》《周易》《尚书》《春秋》《礼记》《诗经》等都被反复引用。完全抛弃了汉代用经简洁利落的特征，喜欢引用较长的文字，喜欢大量铺陈，在明同一论点时经常反复援引经文，同时对引用的文字大加阐释、随意演绎。
还有一些作者为了翻陈出新，常常故意引用生僻的经传语句，这就对阅读公文形成了很大的障碍。总体来看，宋代公文的用经给人以繁琐之感，同时也增加了理解公文的难度。这种用经方式弊端显着，不仅有害文意，还妨碍公文的传播。
在赵昺看来，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公文作为实用文体，只有写得浅切直白、干净利落，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但是反观宋代公文，其无节制用经的写作方式，使得公文丧失了固有的价值，不利于公文效力的发挥。
而从现实的角度来，赵昺最直观的感觉是看不懂。他前世只是个理工男，写作水平本就不高，对古代典籍更是意趣寥寥，而这些奏疏在他看来都似名篇一般，其意深不可测，所以骤然接触这么‘高深’的东西，为了防止出现误读，起初都是在几位老师的辅助下完成的，而他弄懂后心里最大的感受就是废话连篇。
如赵昺这么大的‘知识分子’都不知所云，他手下的那些文盲、半文盲的家伙们看得更是云里雾里的。而此时诸将也分赴各方，即便在京中的，他因为住进行宫，像过去那样在一起话也几无可能，只能遵照制度上疏言事。
但奏章是国家正式公文，在程式、运转关系以及缮写的字体等方面，也都有繁琐的规定，违者就会受到处分。他们那写作水平根本过不了中书省的审核，从而直接就被驳回，根本到不了他手中，另外有些话也不便在公文中陈述。
如此情况下，赵昺不便，众人也抱怨，他意识到这样下去会误事。于是他下旨要求上疏要简单明了，行文少用艰涩难懂的用词，但积习难改，短时间内难以见效。另外奏表的呈递流程也十分繁琐，严重影响了行政效率。他只能另辟蹊径，让亲信诸将可以将不能明言的话另行呈文直接送到宫中的御前办，而不必经过中书省呈报。
赵昺这样做本就无奈之举，此类奏表更似私信的公文，无一定的规则与程式，也为列入国家正是文书之内，就是为了君臣之间沟通方便而已。奏表送入宫中后，他起初读后会另行回复，但后来觉得太过麻烦，就直接在原来的奏章上空白处直接批阅回复，然后由送书人或驿传送回具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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