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昺十分清楚并不是每个人都适于做领导的，而历代皇帝中，事业成功者，也就是说较好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的只占一小部分，由于大部分皇帝是在这个职位上“混”过一生的，因为他们的才能、精力、学识不足以统治如此复杂而辽阔的帝国。像自己这种搞技术出身的理科生，他觉的顶替周翔去做御前军器监的主事才是恰如其分，最能发挥自己的才能，顶天儿当个主管技术的工部侍郎也就心满意足了。
不过天意弄人，天降大任偏偏让他做了皇帝，不过当前的形势又不能让赵昺像明朝的天启皇帝一样做个好木匠，反要绞尽脑汁维持这个烂摊子。而他也知道正是因为皇帝这个群体的整体生命质量较差，生存压力巨大，出现人格异常、心理变态甚至精神分裂的几率较常人要高许多。翻开二十四史的本纪部分，那些皇帝的所为一开始使赵昺惊愕、恶心，后来使他麻木、他们发疯变态行为实在是书不胜书。
在有近四分之一的帝王传记中，记录有人格异常、心理变态甚至精神分裂的表现，与明代万历皇帝的二十年不上朝，洪武皇帝的滥杀功臣，嘉靖皇帝的偏执，天启皇帝的沉溺于木匠活儿等等这些皇帝变态行为相比，都算不上骇人听闻了。而赵昺觉的自己吃饭吧嗒嘴，练武喜欢偷个懒儿，没事儿爱偷着出去溜达溜达看看古代的乡土风情，再就是坐没坐相、站没站相这些常被训斥为失礼的事儿根本可以忽略不计，却被那些人抓住不放，烦不胜烦。
因此赵昺觉的做中国的皇帝，说容易，任何昏庸白痴都可以凭血统登上帝位；要说难，则传统文化中对帝王的要求至难至险，期望值高的没有边儿了。对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之类精力过人、意志超群的超级皇帝来说，权力都令他们不堪重负，更何况那些远不如他们坚强的后代。而那些精明巧诈的定制之君恐怕也没没有想到，他们制定的帝王标准，给自己那些平庸的后代带来多少痛苦和折磨，此刻也把无辜的他给囊括进去了。
在传统中国人们往往把物质享受作为衡量幸福的唯一标准，把无条件地顺从、宠爱、谄媚作为对待皇子的不变态度。一生下来，皇子们就处于太监奴仆的包围之下，众星捧月之中，在这种特殊环境下成长起来的皇位继承人很容易出现种种心理和性格问题，最常见的是意志软弱、自制力差。每有所需就立即要求满足，缺乏等待延后满足的能力。这极容易导致皇子人格的不成熟。
与此同时，由于特殊的身份和地位，国家对皇子们的期望值很高，要求很严。一出自己的后宫，即处于种种森严的规矩包围之下。这就很容易造成皇子们的人格分裂，形成种种心理隐患。许多天赋不凡的孩子，都被这种特殊的成长环境所毁坏，比如那个因为“日表英奇、天姿粹美”而二岁时就被康熙立为太子的胤礽，他本来是一个聪明、伶俐的孩子，智力超群，仪表不凡。
可是，由于长期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使他的性格严重畸形，在皇帝面前，他表现得举止大方，处事有法。皇帝一转身，他就露出完全不同的另一副面孔：他赋性奢侈，大手大脚，索求无度；他骄横暴虐，为所欲为，甚至任意殴打郡王、贝勒、公爵；他胆大包天又缺乏自制力，竟然派人拦截外藩进贡的使臣，夺取进贡给皇帝的马匹，终于使康熙忍无可忍，不得不将其废掉。
一方面是不成熟的人格，另一方面是挑战性极强的政治重任。两者相遇，必然是一场悲剧。权力这副铠甲本来是为了保障皇帝们的享受，可是在大多数时候，皇帝们使出全力，也担负不住这具厚厚的铠甲，他们的生存因此就变成了权力重压下的挣扎，显得十分可怜。
在阅读中国历史的时候，一个令人不解的现象是为什么沉溺于酒色的皇帝那么多。人生的乐趣那么多，特别是皇帝富有四海，可以做的事那么多，可以经历的人生那么丰富，为什么那么多皇帝都像乍富的大款一样不开眼，一门心思赖在酒桌和床上？
这两样事物确实很好玩，但也不至于好玩到让人丧命的程度。道理其实很简单，这是一种逃避。权力的沉重和规矩的森严使他们无力承受，而祖先的期望、臣民的指责、自己体内的超我使他们荒嬉政务、尽求享乐时，不能不产生深深的负罪感、无能感、自卑感，酒和色不过是他们的逃身之所罢了。准确地说，那么沉溺于酒色的昏君实际上都是“酒精”或者“性”的依赖症患者，按照现代的评价标准就是病态人格。
赵昺常常怀疑是阴错阳差，还是老天智者千虑仍有一失，把自己给送到这里来了，他虽然没有那些皇子的各种毛病，但现代人毛病是一样没少都带过来了，也努力适应这个时代的生活，可一些东西一旦成了习惯，哪里就容易改掉，尤其是思维和生活习惯，尤其是‘后半生’在船上养成的随性，到了这里就与‘老古董’们的评价标准格格不入了，不得不像个套中人一样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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