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墩的一席分析，虽未能涉及本质，但能从各方面对形势加以评论已经是难得，也得到了赵昺的刮目相看。如今其不再是那个耍赖撒泼的混小子，经过多年在侍卫营的历练和在武学中的沉浸，有了一位儒将的潜质。他接下来又对其的评论做了补充。
从蒙元方面来讲，当下蒙元的军制和卫戍制度越来越受制于经济制度、内外政策和政治局势的制约，而随着草原宗王军的南下，并代替趋于崩溃的侍卫亲军，承担起主要作战任务。那必然会导致蒙元政局的动荡，而本已行将崩溃的经济也会愈加恶化，进而导致政策的转变。
蒙元草原宗王制度看似是古时分封制度的延续，其实还是有差别的。自成吉思汗起兵发动统一蒙古的战争，实质是一场游牧民族融合与吞并的战争，其通过拉拢和吸收投靠自己的蒙古部落首领得以不断壮大，然后通过征服和掠夺其它部族壮大，并将这些部族强行‘同化’，按照大小以千人队或万人队整编建制。
成吉思汗再通过分封和赏赐给他们划定草场不能越界、派人稽查户口清算人丁，牢牢地把他们捆绑在划定的草原上，清晰地掌握着他们自己都不大清楚的人丁数量，把他们严丝合缝地塞入这架战争机器之上。通过多次征调作战的行动，一步步加强对游牧部落的掌控。
随着成吉思汗的死亡，蒙古其实就已经开始走向分裂，四大汗国趋于独立，蒙古帝国更像现代松散的联邦制国家。而随着攻灭金国，围绕着汗位的政治阴谋帝国进一步分裂，形成了草原和汉地两方势力。在忽必烈凭借汉军的支持夺得汗位后，这种分裂已经实质化了，与四大汗国的关系更加疏远，统一不过是名义化了。
忽必烈改制建元，实际上形成了以上都和大都两个统治中心，实行两种政策进行管理，一个依旧维持旧制的漠南漠北地区，一个是不完全汉化的汉地。在灭宋后，政治经济中心南移到大都，忽必烈依靠经济拉拢和军事打压两种手段对草原进行统治。
到了真金继承汗位，赵昺发起复国之战，一举收复江南，抢了蒙元的钱袋子。而北伐之战重创了蒙元汉地的驻屯军军队，尤其是视为心腹的侍卫亲军，等于打断了真金的脊梁骨。当下不得不调宗王军南下勤王，而又无法支付其军费，只能再次‘分封’诸王，让他们在封地上自筹。
在赵昺看来，真金这一手是臭棋，他虽然暂时解决了因为财政困难，朝廷无力支付军费的问题，但取得了经济自主权的宗王们恐怕就不会那么听他这个大汗的话了。且此举使朝廷直接控制的地盘萎缩，行省制度崩溃，失去了大量的税赋来源，自顾不暇之下对草原的控制力也会进一步下降。
加之请神容易送神难，朝廷势衰，大汗威信减弱，那些进入中原的草原宗王军一方面会与朝中的臣僚们勾结谋取利益；一方面占地为王，各自形成割据的形势。而草原上的规则是拳头大的说了算，会为了利益和地盘明争暗斗，甚至相互征伐，各自为政。
这些变化有必然对蒙元的制度产生冲击，尤其是投下制度。蒙古初期、诸王、贵族、军将把从中原和西域所俘虏的人口迁至蒙古草原，视为奴属，各置聚落安置，进行农业或手工劳作。其后因俘虏人口过多，在中原的统治又已逐渐确立，于是诸王、贵族、军将便把他们在汉地所俘虏的人户就地安置，派官员管领，不属州县。
窝阔台即大汗位后，两次对中原户口进行清检、登记，又把所籍的中原民户分赐诸王、贵戚、斡鲁朵和军将，作为采邑，通称为投下。他同时接受耶律楚材建议，封主在封地内设达鲁花赤管领，其应得租额由政府所置地方官吏负责征收，然后由朝廷分别支付。
但是这些规定在当时没有也不可能贯彻执行，因为封地是世袭的，封户隶属本主，不得迁徙出离。蒙哥在位时继续进行分封。元朝建立后，中央集权制度得到加强，忽必烈继续执行窝阔台时投下旧制，并做了某些改进，将封户每五户出丝一斤提高为两斤，对于封主在投下内的一些特权和不法的征敛剥削进行了某些限制。
将军站事务剥离，则不属投下，汉人军将前此所受的封地全部撤销。灭宋以后，又就江南州郡进行了分封，封主对封地的控制似稍减弱。封户纳钞，每户中统钞五钱，后加至两贯，由政府统一征收，再付给封主。但是诸王贵族在封地内擅招人户，漤行敛括的现象一直很严重，却也是贵族们重要的敛财手段。
中原封地的犬牙交错，必然会与进入汉地的草原宗王封地叠加，双方的利益冲突也就不可避免。如此新、旧贵族间的矛盾一旦激化，大家动起手来也就十分自然。他们打来打去，相互劫掠，结果就是乱了自己，乐了大宋。这些还只是赵昺能想到的，但是可以肯定新旧制度，草原与中原间的势力间的矛盾和冲突只会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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