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巴黎度过的最后两个月是难以忍受的。我已名副其实地处在法国政府公开的监视下，来往信件被无耻地拆阅，要迟一天送到。我不论走到哪里，总有个讨厌的人在远处跟踪我，到了街角又使个眼色，把我交给另一个人。
不应忘记，这是警察横行不法的时期。愚昧的保守派，拉马丁派的阿尔及利亚革命者，都在帮助路易·波拿巴周围那些老奸巨猾的恶棍，要为拿破仑家族的新帝国建立起一张暗探和奸细的大网，把它张在整个法国的土地上，以便内政部和爱丽舍宫通过电报，随时搜捕和扑灭全国的一切积极力量。
那位曾经在苏格兰场任职过的小警务秘书路易·波拿巴巧妙地利用了他所掌握的各种手段对付所有反对派。12月2日，警察正式成为了国家权力的象征。任何地方，甚至奥地利和俄国，也从未有过法国从国民议会时期以来所有的这种政治警察。
造成这局面的不仅在于路易·波拿巴对警察机构的娴熟使用和奇特尊崇，也包括了法兰西国民对警察的特殊向往，还有许多原因。路易·波拿巴治下的巴黎暗探与他的老部门英国警察简直毫无共同之处，在英国，警察被许多敌对因素包围着，来自舰队街的眼睛、社会舆论、警务委员会和议会的约束时刻左右着它的行动。因此，苏格兰场常常显得势单力薄，只能靠着螺蛳壳里做道场的劲头，在方寸之间做腾挪。
然而，在法国却恰恰相反，警察组织在法国是最富人民性的机构，不论什么政府取得了权力，警察便是它手中的现成工具，一部分民众会以全部的疯狂和热情，那种理应加以抑制而不是纵容的力量帮助它，他们以私人身份可以使用警察所不能使用的一切可怕手段。
人们怎么能躲避小店主，管院子的，裁缝，洗衣妇，卖肉的，姐丈和妹夫，嫂子和弟媳妇呢？特别是在巴黎，那里的人不像在伦敦那样是单独居住的，他们可以说住在珊瑚礁或蜂箱中，有共同的楼梯，共同的院子和管院子人。
孔多塞躲过了雅各宾警察的耳目，侥幸逃到了边境附近的一个村庄，他精疲力尽，走进一家饭店，坐在火前烤手，叫了一客烧鸡。老板娘是个好心的老太婆，伟大的爱国者，她这么考虑：“他满身灰尘，一定是赶了远路，他要吃鸡，一定是有钱的，他的手很白，一定是贵族。”
于是，她把鸡炖在炉子上，走进了另一家酒馆，那儿坐着几个爱国者：一个公民是穆西乌斯·斯凯沃拉，烧酒贩子，还有一个公民是布鲁图，另一个是提莫莱昂，裁缝师傅。这件事对他们真是求之不得，于是十分钟后，法国革命中最聪明的活动家之一便被送进了监狱，交给了自由、平等和博爱的警察！
拿破仑在执政府和帝政时期强化了这一体系，从自己的将军中培养了一批间谍和暗探。里昂的刽子手富歇建立了秘密警察的整个理论、组织和科学：它既通过警察局长，也不通过警察局长，也就是说通过放荡的女人和并不放荡的老板娘，通过仆人和车夫，通过医生和理发师等等执行警察的任务。
拿破仑垮台了，但这套机构依然如故，不仅机构，连机构中的人也原封未动。富歇归顺了波旁王朝，暗探的力量毫无削弱，相反，还由神父和修士作了补充。在七月王朝的路易-菲利普时期，贿赂和贪污成为政府的精神支柱，半数的小市民成功进入了警务系统。
而在二月共和国时期，形成了三四种真正的秘密警察和一些半公开的秘密警察。其中有赖德律·洛兰的警察和科西迪耶尔的警察，也有马拉斯特的警察和临时政府的警察，有秩序党的警察和反秩序党的警察，也有波拿巴的警察和奥尔良派的警察。
现如今，狡猾的路易·波拿巴政府凭借其首脑学自英国的警务斗争经验，很好的把握住了这一点。那位曾经一文不名的小警务秘书深谙警察部门应当如何在充满敌意的环境中运作，早年的失败起义经验又让他养成了耐心谨慎的性格特点，因此他很好的利用了这一大好局势，大肆收拢来自各党各派的告密者。
路易·波拿巴的新政府，它既代表了革命，又代表了反动，既代表了战争，又代表了和平。因此，1789年和天主教会，波旁王朝的残渣余孽和百分之四点五的人。耶稣会徒法卢，社会主义者比约，君主主义者拉罗什雅克兰，以及大批得到过路易-菲利普恩典的人，都在为路易·波拿巴的新政府效劳。很自然，一切政党和一切政治色彩的人，全都汇集和走进了杜伊勒里宫。
新任英国驻法公使亚瑟·黑斯廷斯爵士曾经委婉的批评过这位他的昔日下属：这些来自各党各派的新警察全都在窥测方向，互相监视和告密。哪怕这些告密是出于信念，怀有最好的动机，不是为了钱，但告密总归是告密。甚至于，我更希望线人们告密是出于金钱和美色等物质欲望的动机，因为对告密习以为常甚至引以为荣是一种危害极大的风气。虽然这么做可以极大程度的扩大情报来源，但从长远角度来看，眼前的这点蝇头小利，完全抵不上毁灭了的警务系统纯洁性和遭到腐蚀的良好社会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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